军阀群雄逐鹿的情况。下面主要从袁绍与曹操对待农业及治民方法的不同来探讨袁绍与曹操分裂与统一的区别，以此来理解袁绍军阀集团失败的原因。
在治民方法上，曹操一方面坚持打着为天下除暴乱的旗号，另一方面就是以一个统治者的胸襟对下属进行治理，“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体现其高明的用人观及治人策略。不仅如此，在统治区内实行屯田制，是使其坚持到最后的经济基础，建安七年，给将士亲属“授土田，官给耕牛，置学师以教之”；
为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曹操还“亲耕籍田”主要是因为曹操认为:“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并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正是对于农业的重视，才使得在“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
袁绍在北，军人仰食桑堪。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赢。民人相食，州里肃条之时，曹操的统治区却相对稳定，在196年“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解。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不仅如此，他也不断颁布法令，在其统治区内“重豪强兼并之法，百姓喜悦”，曹操始终坚持严明的法令治人，是其在战争中能够保持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统治区的安定下来为其后期战争提供了政治的保障。
而袁绍则不然，在其兼并四州之地后，谋士沮授曾谏言“近讨公孙，师出历年，百姓疲敝，仓库无积，赋役方殷，此国之深忧也。宜先遣使献捷天子，务力逸人”，但袁绍不听，到官渡之战前谋士田丰也劝言“据山河之固，拥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修农战”。此时一心要南下消灭异己的袁绍再次驳回谏言。除不重视农业生产外，在治民上由于“袁氏政宽，在职势者多畜聚”，所以“兵多而法不整”，在其统治区内，军队纪律涣散，豪强兼并土地，引起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二人在对待农业及治民方式的差别主要原因可以分析如下：其一、袁绍代表世家大族的利益，所以维护大地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其二、袁绍作为世家大族后代，没有治民经验，面对战乱所造成的混乱社会，袁绍不能很好的处理。其三、作为割据一方的分裂势力，袁绍并不能以安定天下为宗旨，只盲目依靠军事追求地盘，而不能凭借治理夺取政权，而这也是袁绍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曹操及袁绍不同的治民方式，我们可以窥见袁绍以割据一方为目的，缺乏远见性，带有浓厚的狭隘心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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