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信纸，边缘发黄，折痕深处已经起了毛边。伊莱亚斯认出那行笔迹。
是格雷写给瓦里斯的最后一封信。
“伊莱亚斯教授方才说的格雷调查报告底稿，目前人在此无法当场呈递，但格雷在调查报告归档后的同一周内写了这封信给瓦里斯。信中提到调查报告的核心结论——原初法则与工业断层无关，事故责任在承包商私自校准法则参数。这封信上盖有总督府收件章，附带递送日期。瓦里斯大人——您刚才说调查报告的档案馆副本不存在。但您自己的书房里，就留着这封信。您保留了它，却销毁了它引用的调查报告。为什么保留信？因为信上有格雷的亲笔签名，有递送日期，有总督府收件章——销毁一封正式递送的学术异议函，是学术重罪。您不敢销毁信本身，只能销毁它指向的报告。”
赛维林穿过长椅之间的过道，把信举过头顶。不是对着讲台，是对着整个广场，“我不要求诸位立刻相信信中内容。我只要求一点——信的存在证明了瓦里斯大人的书房里有与格雷之死直接相关的证据，而这些证据从未被学术共同体审查过。在审查完成之前，以未审查的证据为依据作出的任何表决，程序上都是无效的。”
广场上有人在往这边挤。后排的学者站了起来，垫着脚看那张发黄的信纸。灰袍执事往前迈了半步，被瓦里斯一个手势止住。不是因为同意，是因为他发现了广场上正在发生的那个微妙变化——年长学者后排那几排长椅上，有人在低声交谈，声音很急，每句话只吐两三个词就停。他们不是在讨论瓦里斯的表决，是在互相确认一件事：三十年前的那次闭门会议，自己是不是也在场。在场的人不确定自己当初投了什么票，不在场的人不确定自己这三十年是不是学了一整套从一开始就存在程序瑕疵的法则。这种不确定一旦蔓延，表决就失去了唯一能推动它通过的心理基础——习惯。当习惯被疑问打断，习惯就不再是习惯。
瓦里斯把手从话筒上移开，侧身对旁边的执事低声吩咐了几句话。然后他重新面对广场，脸上没有恼怒，没有慌张，甚至没有明显的表情变化。他只是等了几秒，等广场上的交谈声自己慢慢降下来，然后开口。
“鉴于有新的文书被提交，我提议将覆写处置方案的表决推迟至今日下午。上午剩余时间用于审查伊莱亚斯·瓦伦教授和赛维林·奥卡先生提交的证据，并进行初步质证。学术共同体不应该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做出决策。我本人也请求在质证环节陈述我对格雷教授信件的回应。现在——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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