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不再受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制约，不再需要在每一次地缘政治变动时重新评估自己的能源供应安全。这笔钱不是开支，是投资。投资回报率以国家安全的维度衡量，无法用常规财务模型去计算。”
国资管理办公室的一位主任接过话头：“而且这笔钱不是一次性投进去就收不回来的。建成之后，每座反应堆的运营成本会降到极低的程度，省下来的燃料费用和碳排放成本会在十年之内逐步覆盖前期投入。从经济账上看，这笔买卖也不亏。”
他的语气平稳，像是在陈述一个已经被反复演算过的公式，不需要额外添加情感修饰。
财务统筹组负责人听了没有立刻反驳，他重新翻开预算页扫了一眼，像是在用自己的方式确认那些数字的确可以支撑刚才那番话。他没有再说反对意见。
能源部负责人随即提出了第二个问题：“可控核聚变能够落地，是利国利民的大事，这一点没有争议。但产业变革带来的一系列影响，也需要提前考虑清楚。我国目前火力发电仍然占据很大比例，一旦全面替换为清洁核能，煤炭产业链上成百上千万的工人将面临就业结构的全面调整。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如果处理不好，会在落地过程中形成阻力。”
他说完之后，把笔搁在笔记本上，像是正在等待一道已经准备好的回应。
人社部门负责人接过了话头：“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内部讨论过初步方案。五年时间，是逐步缩减火力发电的过程，也是为煤炭产业工人提供转岗培训的过程。可以分阶段推进，在每一座核电站投运之前，提前启动对应区域的技能培训计划，把可能出现的就业缺口提前填上。”
他的语气平稳，像是在陈述一个已经被推演过的基础框架：“当然，实际操作中不会这么顺利，过渡过程肯定会有阵痛。但如果不做这个转型，五十年后的能源结构依然会被困在现有的框架里。到那时候再想转弯，成本会比现在更高。”
会议桌旁没有人反驳那番话，像是在各自的方向上处理那些被摊开的问题，确认它们是否已经在可解决的范围内。
接着有人提出了另一个顾虑：“繁星计划覆盖全国所有省份，但各省的电网基础设施水平差距很大。东部沿海的电网承受能力和调度灵活性，和西部地区完全不是一个量级。如果把同一套反应堆方案铺到所有省份，在接入环节会不会遇到问题？”
电网公司的代表将那份早已被他在多个页角用铅笔标注过的问题陈述完毕，然后合上了面前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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