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的某个晚上，北京，小公寓。
姜以夏注意到这件事，不是某一天突然注意到的，是很多个晚上累积起来的。
林煜回家，换鞋，吃饭，洗碗，然后坐到书房或者客厅，看书，或者盯着某个地方，不说话，不是在发呆，是在想什么，她能感觉到那种“在想“和“发呆“的区别，前者是有东西在里面转，后者是空的。
他以前也这样，但以前他想完了会说，会解释，会把他想的那条线从头到尾说一遍，她不一定听得懂，但他会说。
现在他不说了，不是不开口，是开口说了几句，就停下来，把剩下的咽回去。
她试着问过几次，得到的都是差不多的答案，“没什么“，或者“在想一个问题“，然后就是安静。
她没有强追，但她开始注意那个安静的质地，它不是隔阂，不是冷漠，更像是一扇她以前可以推开的门，现在门还在，但她站在外面，不确定要不要进去，也不确定进去之后能不能跟上。
那天是九月中旬的一个周四，晚饭后，两个人坐在客厅，林煜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一本书，但书页翻得很慢，长时间停在同一页，她知道他不是在看书。
姜以夏放下手里的东西，说：“最近在想什么？“
林煜抬起头，看了她一眼，说：“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她说，“能跟我说说吗？“
他放下书，想了一下，说：“是关于……复杂系统里的责任边界的问题。就是，当一个系统产生了后果，而这个后果是多个因素叠加的结果，那个责任应该怎么分配，科学能不能给出一个框架，还是那个框架本质上是一个社会问题……“
他说到这里，停了一下，看了一眼姜以夏。
她在认真听，眼神是跟着他的，但他看到她眼神里的那种东西——不是不想懂，是正在努力跟上，但已经有一点点跟不上了。
他把剩下的话停下来了。
“算了，太复杂了。“
姜以夏说：“我可以试着理解，你说。“
林煜看着她，轻轻摇头：“以夏，不是你的问题。是我想的东西，真的很难解释，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
姜以夏沉默了。
她没有再说“我愿意听“，因为他说的是“很难解释“，不是“我不想说“，这两件事她分得清楚，他不是在推开她，是那扇门的钥匙本身就很难找，找到了也很难配合着开锁。
她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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