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续的座次排名，虽与往常有小的变动，但总体状况还在预料之中。
——内史之后，少府成为了第二位被刘弘传召，赐座朝班的属衙。
在汉室，内史象征着政权对农耕、关中的重视程度，而少府，便象征政权对百姓民生，以及国防事业的重视程度。
先种田发育，以关中为基本盘，而后富国强兵，提兵北上——与太祖、孝惠乃至于吕后在位时的政治纲领一脉相承。
紧随其后的第三位，就有些出乎朝臣百官的预料了。
——内史、少府之后，居然是廷尉站了出来，成为汉九卿地位第三的属衙！
这个安排，无疑算是有汉以来头一遭！
或许在后世，政权安身立命，得以维护威信最重要的，便是法律；但在汉室，法律的重要性，还远没有达到那么高的程度。
即便是汉室在总结秦的惨痛教训后，施行了‘士不教不得征’‘不教而诛谓之虐’等普法政策，但对于寻常百姓而言，耳熟能详的法律条令，还是太祖刘邦约法三章的那几条：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除了这几条，汉室绝大多数百姓对于‘法律’的认识，也都还停留在以道德为准绳，符以自由心证的程度。
如叛国，在后世妥妥会被炮决的重罪，在此时的百姓认知当中，还只是出于‘华夏贵胄’以及忠义思想，方被否定的‘无德之举’。
也就是说：在汉室叛国，理论上并不犯法，只属于‘不道德’——与后世在公交车上，不给老奶奶让座一样！
而叛国者究竟会得到怎样的审判，完全不在法律所规定的框架之内。
这样的案件，其审判结果就只取决于主审官的自由心证，以及犯罪者的辩词。
理论上，如果一个人在叛国之后，为自己的行为给出一个合理，且符合时代道德价值的解释，主审官再被说服，就很可能被无罪释放！
这样的局势，显然不是刘弘想要的。
历史上，文帝刘恒为了彰显自己‘仁德’的一秒，废除了‘谣言诽谤’罪，促成了华夏史上第一个‘不因言治罪’的法制局面；但在刘弘看来，此事与《许民弛山泽》令一样，有利有弊，且弊明显大于弊！
——谣言诽谤罪被废黜，仅仅针对百姓；当官的、有钱的，以及又当官又有钱的（皇帝），还是要谨言慎行。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在百姓眼里，法律，就是官老爷才需要遵守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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