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总结了没有、总结了多少，又做出了多少针对性的改变？
这些问题，刘荣都需要仔细斟酌。
对于法家，刘荣的情感倒没有像针对墨家那般复杂。
既没有先帝那样的特殊滤镜，也没有高皇帝、太宗皇帝那样的有色眼镜。
在刘荣看来，法家和墨家、家、阴阳家、纵横家一样。
墨家适合搞技术，家适合搞舆论，阴阳家适合搞天文，纵横家适合搞外交。
而法家，正如其名：其实就适合专精于法律。
根据现实状况，研究新法也好，在旧有的法律体系框架内，寻求查漏补缺也罢——都是法家擅长，且必然能做好的。
但若要说成为执政学派，主导一个封建王朝的整体大方向，刘荣还是有些无法信任法家。
不单是因为法家的履历上，有‘暴秦’这个无论如何都洗不掉的污点，也同样是因为法家的治世哲学，实在很难让刘荣沟通。
后世有这么一种说法。
商鞅，李斯，董仲舒三贼，接替完成了华夏统治者对华夏底层民众的愚化、奴化，让华夏底层民众再也抬不起头，只能世世代代接受统治者的压迫。
这个说法固然偏激，但既然能出现这种说法，就说明其中，也未必完全没有可取之处。
而这其中，最为核心的论点，便是法家对底层民众的治理方式，是存在极为严重的漏洞的。
——人，不是牛羊牧畜。
不是你说往哪干赶就往哪赶，你说宰了吃肉就宰了吃肉的。
尤其是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华夏，统治者和底层民众的关系，是几乎不可能以绝对支配权，长久、稳定的存在的。
偏偏法家就是这么想的，也恰恰是这么做的。
将百姓视作牛羊，甚至是奴隶，认为百姓应该无条件遵从统治者的支配，且无论如何，都绝对不应该反抗？
如果说，墨家想要达成的‘大同世界’是理想化，那法家所追求的这个远大目标，便堪称是幻想了。
人有七情六欲，故而为人。
秩序确实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秩序的出现，本身就是大多数人一致认同，能为大多数人带来好处的，公约兴致的协议；
而非少数人认同，只能给少数人带来利益、损害大多数人利益的条令。
诚然，封建时代的法律条令，本质就是维护少数人利益的剥削工具。
但如果做的太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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