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话说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乱。
赵曦一直在避免干预国朝的商贸事务，即便是干预，也是提纲挈领的做法，比如市易寺。
国朝的商贸发达，这是被公认的。而整个商业行为的基础，是基于这个时代对于契约精神的尊重。
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利润收益高于违背契约成本很多时，契约精神必将被人抛却······这是必然。
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绞首的危险······这句话赵曦信，在后世也是被验证过的。
当收益达到一定程度时，连法律都可以践踏，更何况契约，更何况一个非官方组织的牙行？
“新立商业法令的事要广泛征求意见，不闭门造车，不仅限于朝廷官员，要多方采集意见和建议，甚至借用抵报的形式，向全国朝公开征集讨论。”
“不仅仅是工艺产业，法令要尽可能把国朝所有市易物品全部囊括进去，也要照顾到任何层级的商贾，就是农夫进城售卖自产的物品，也要尽可能的涉及，用法令的形式，该保护的保护，该处罚的处罚。”
“此事由大理寺、刑部、市易寺等多方协作进行。相关内阁一并参与······”
内阁考虑不到，也不会往立法上想，太子也一样。也是时代的原因，赵曦能想得通。
或许，大家都能看到，只不过是就这样看着漏洞，也为了自己方便。也可以说是士大夫看重操守，毕竟是尊儒的时代。
赵曦不管这些，到了如今他有一言而决的基础，也就不在乎这些。是法家还是儒家，赵曦并不在意。
关键的一点，如今的内阁没有腐儒，相对而言都是属于理性的人。
赵曦忽略法家还是儒家，不管是儒家为本，法家补充，还是法家为本，儒家补充，把这些问题都撇开，以实用为主。
这样的方式，在如今的内阁是能接受的。
“官家这是法家思维呀！”
毕竟是带出了法家的意味，都是熟读典籍的，自然能感觉得到。王安石并没有违背官家的意思，只是回到政事堂以后，有些感慨。
事实上，王安石本身也是偏向于法家的，这也是当初他推动变法之初，备受朝堂责难的原因，甚至说众叛亲离也多是这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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