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殷鉴不远，覆辙具存，告往而果能知来，则泯泯葬梦之中国，其或可转祸为福，不致如五季五十余年之忧乱也钦！
哎两晋通俗演义序分云：
不有内证，即有 外 侮，甚 矣 哉，有史以来未有若两晋祸乱之烈也！夫内政失修，则内证必起；内让起，则外侮即乘之而入。木朽虫生，墙够蚁入，自古皆然，晋特其较著耳。鄙人愧非论史才，但据历代之事实，编为演义，自南北朝以迄民国，不下十数册，大旨在即古证今，惩恶劝善，而于《两晋演义》之着手，则于内让、外侮之所由始，尤三致意焉。盖今日之大患，不在外而在内，内让迭起而未艾，吾恐五胡十六国之祸，不特两晋为然，而两晋即今日之前车也。天下宁有蚌鹤相争而不授渔人以利乎?若夫辫忠奸、别贞淫、抉明昧、核是非，则为书中应有之余义，非敢谓上附作者之林，亦聊以寓劝戒之意云尔。
《清史通俗演义序》云：
择其关系最大 者 编 为 通 俗 演 义，至关于帝王专制之魔力，尤再三致意，悬为炯戒，以之供普通社会之眼光，或亦国家思想之一助云尔。
其他几部演义的序，也体现了同样的精神。可以看出：作者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的写作意图，表现得十分突出。而通读《中国历朝通俗演义》，便可验
证他的这种写作意图，是贯彻始终的。
蔡东落的写作宗旨决定了他的写作 体 例。罗 贯中的《三国演义》在吸取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及范哗《后汉书》史料的同时，还吸取了民间艺人几百年“说三分”的艺术积累（如《三国志平话》），并运用了艺术虚构和夸张，对于三国历史来说，“七实三虚”，是一部故事性极强、又塑造了许多生动的人物形象的文学名著。而蔡东藩的写作宗旨使他不能走罗贯中的创作道路。他在《后汉通俗演义序》中说：
若罗氏所著之《三 国 志 演 义》，则 脍 炙人口，加以二三通人之评定，而价值益增。然与陈寿《三国志》相勘证，则粉饰者十居五六。寿虽晋臣，
于蜀魏事不无曲笔，但谓其穿凿失真，则必无此弊。罗氏第巧为烘染，悦人耳目，而不知以伪乱真，愈传愈讹，其误人亦不少也。
在《后汉通俗演义》写三国历史的部分，便经常与罗贯中抬 杠。而 他自己在历史取材和语言表述方面的原则，则是：
事必纪实，语不求深，合正稗为一 贯，傅雅俗之相宜。
——《后汉通俗演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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