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按理来说无论是董卓，还是讨伐董卓的郡守、州牧们，都是没有兵权的。更不要说如此大规模的调度军队，针对董卓所在的洛阳了。那这些人手里的兵权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因为整个三国就是一段军阀混战的历史。
答案其实很简单，但也很让人想不到，就是“黄巾起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黄巾起义”前后的董卓。在“黄巾起义”之前，董卓就是一个普通的武将，政府可以对他随意调遣，甚至免职。但在“黄巾起义”之后，董卓就迅速崛起为一个军阀，拥有自己的势力，而且已经到了和朝廷的调令公然对抗的地步，甚至私自调动军队。
董卓只是当时的一个典型而已，这个时候，袁绍、袁术、陶谦这些人也都成为军阀了。不然也不会在讨伐董卓的时候，一下子冒出那么多诸侯和军队。那么，为什么一个“黄巾起义”，一下子就会让东汉末年出现那么多的军阀呢？这就要稍微从头说起了。
“黄巾起义”的规模非常大，光起义军就有三十多万，间接的参与者更是高达几百万。过去，我们认为“黄巾起义”就是一场由政治腐败导致的农民起义。但这本书认为，除了政治腐败的原因之外，直接引发“黄巾起义”的，是瘟疫，而且不是一场瘟疫，是长达几十年的持续性瘟疫。
要想知道瘟疫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有多大，看人口记录就可以了。在公元160年前后，中国人口总数是5500万。但仅仅100年后，魏、蜀、吴三国人口加起来，居然还不到800万。人口损失超过85%。人口的急速减少当然有很多原因，比如战乱、饥荒和户口隐匿等等。但在这其中，瘟疫的影响是最大的，除了普通老百姓的大量死亡，就连当时很多的名人都死于瘟疫。比如“建安七子”中的徐干、应玚、陈琳、刘桢。
另外，之所以说“瘟疫”是一个社会性事件，是因为它不仅会带来死亡，还会造成恐慌和逃亡。这很好理解，当瘟疫在一个地区造成大规模死亡，而所有人都束手无策的时候，活着的人就会想办法逃离死亡地带。而这就正好可以被当时宣扬“太平道”的张角所利用。简单来说，张角先用“巫术”安定和整合人心，最后以此来煽动和蛊惑人群。具体的做法是，让身患瘟疫的人进行忏悔，然后喝下符水。
过段时间如果此人痊愈，就证明他是真心忏悔。如果依然病发身亡，则说这个人没有真心忏悔，或者罪孽不可原谅。
我们都知道，符水和忏悔并不能真的治疗疾病，痊愈与否其实全凭患者的身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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