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似醉非醉的时候，是最容易动情的了，有时所想的话题又非常地不合时宜、不合逻辑，真是如梦如幻、如醉如痴。某日与几个朋友在山师大附近的小酒馆里喝酒，于似醉非醉中，竟无端地想起了冯中一先生，涌起了一股深深的伤感与歉疚。遂将在座的某同志当成了冯先生，反来复去地向人家表示敬意与谢忱，令人家莫名其妙又尴尬万分。要命的是第二天醒了酒之后，你无法解释，人家又不认识冯先生，再说那样的一个场合，你如此地“意识流”，谁相信、谁理解啊！干脆就承认自己是酒后失态了，是没出息了，对不起啊。
说是无端地想起，又不尽然。在冯先生去世后的大半年里，我每当路过山师大的时候就会想起他；他去世前的一个月我们曾在那个小酒馆里喝过两次酒；而且那一天我正收到了山师大为出冯先生纪念文集所发的约稿信，我去那儿的路上，还一直在心里嘟嚷：这文章我是要写的，要写的……
我先前与中一先生不熟，仅是一般地认识。好像是我刚到某刊物负点小责的时候，他的一个研究生也分到了那里。于某次会议上，他遂要我对他的学生多关照。给我一个温和、善良、很体贴人的印象。此后就再没单独打过招呼。
有一个话题是山东文学界都知道，却又是非常不好说的。我先前曾借用《北京人在纽约》上的一句话与朋友开玩笑说，你爱他，让他当作协**；你恨他，也让他当作协**。基于这一点，不管你选不选他，都不是他本人的原因。谁都知道，作协**的差事不是他情愿和主动要求干的；谁也都知道他太善良，善良到让你觉得得罪他一下不要紧，因而，他这个**当得就不是很顺利。不管他多么宽容与坦荡，他还是要尴尬。而我在选举的某些细节中也是让他尴尬者之一。我在醉酒时之所以对他怀着深深的歉疚，觉得一辈子欠他的，就是指这件事。唯一让我稍微心安一点的是，我在此后与他单独的交谈中，向他表明了我的态度，重复了爱他恨他都不是针对他的那么一种意思，他笑笑说，别说了玉堂，我理解……
我之所以在他去世前的几个月里面与他有过较频繁的接触，是基于这样一件事：我听朋友说，先生当作协**之后，列了一个重点作家的名单，并打听这些作家住在哪里，他要逐个登门拜访。名单中有我，朋友说，他那么大年纪了，别让他去看你了，你年轻，他又想见你们，干脆你主动给他打个电话吧，这样也不失礼不是？我当然就很感动，遂主动给他打了电话。先生真是好热情，语气里透着寂寞的人儿想见熟人的那种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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