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让人起疑心，这些年我大部分作品的责任编辑们几乎全是女的。责任当然不在咱，咱不是因为她们是女的才向她们投稿的，与咱有联系的报刊及出版社里面分管我这部分稿件的责编们恰恰都是女的，你有何办法？
大略地统计了一下，编过我的稿子的女编辑有三十多位。她们的年龄不等，性情各异，却一律的温暖和有责任心。
说一个人温暖是什么概念？至少有这样几层意思：形象不是很委琐，态度不是很恶劣，神情不是很牛气，与之打交道能感受到一种默默的关照和体贴，当然还有善意的批评和爱护的责备在里面。
她们中最让我尊重的是《上海文学》的钟佩珍大姐。她是在编了我的好几篇稿子之后我才见到她的，那时她已接近退休的年龄，来作协于烟台办的个笔会看稿子。从上海到烟台需坐30多个小时的火车，她就买了个硬座儿赶来了。来到即看稿子，看完稿子又接着返回去了。据她自己说，她两次到烟台，却连烟台的海是什么样儿也没见过。她在上海为了帮我买到一件称心如意的休闲服，能陪着我走一整条南京路。她那种跟当地人讨价还价、恨不能用放大镜看衣服针脚儿的劲头儿特别让我过意不去。
最好玩儿的是《鸭绿江》的张颖。那年她来山东约稿子，来电话让我至火车站接她。此前我与她虽有书信联系却从未见过面，遂于电话中约定届时我将拿一本《山东文学》在出站口等她。正那么等着，她来毛遂自荐了。我一看她那个样子即忍俊不禁。她长得倒是挺秀气，关键是她那副眼镜特别好玩儿，那副眼镜的一个镜片碎了，但玻璃还未掉下来，炸纹呈放射状地那么四射着，完全是一粒子弹打到车玻璃上那种效果。她似乎看出我想笑又不好意思笑的神情，遂自我嘲解道，北京的公共汽车太挤了，一下子就把我的眼镜给挤掉了，呀挺的又踩了一脚……她还抽烟，抽起烟来一点也不浪费，完全从鼻孔里冒出来。说起话来才知道她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在《鸭绿江》干小说组长。我当时刚在某刊物负了点小责，正是责任心最强的时候，将她安排好即没再陪她。赶到第二天见到她，我问她昨天的晚饭是怎么吃的，她说她一个人在市场附近的小酒馆里要了二两散装白酒，买了半斤猪头肉，撮了一顿儿，“我在那里喝酒吃猪头肉，旁边的人就看我，有几个人还在那里瞎分析呢，说是，肯定跟丈夫吵架了，在这里怄气呢！我这副眼镜也确实像刚跟人打过架似的是吧？”我想象着她戴着那样的眼镜，一个人在那里抽烟、喝酒、吃猪头肉的镜头，即哈哈大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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