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把所有能想到的都想到，把所有能准备的都准备好。手术之后，不管结果如何，你都要诚实地告诉他。成功说成功的话，失败说失败的话。不要逃避，不要撒谎，不要找借口。这就是‘面对’。”
曼因斯坦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做过无数次手术，拿过诺贝尔奖的奖章，写过无数篇论文。但此刻，它们只是一双手，一双即将为陈建国做手术的手。
“教授，你陪我做。”
杨平愣了一下。
“你说什么？”
“手术那天，你陪我做，我需要你在场。”
杨平看着曼因斯坦，看了很久。
“好！我在。”
接下来的几天，整个团队进入了手术前的最后冲刺。
曼因斯坦把手术方案过了十多遍。每一个步骤，每一种可能出现的意外，每一套应急预案。他在白板上画了一张巨大的流程图，从患者入室到麻醉诱导到手术切口到基因编辑到术后复苏，每一个节点都用不同颜色的笔标注了风险等级和应对措施。
奥古斯特负责器械准备，他列了一张清单，上面有一百四十七项物品，从最核心的基因编辑试剂到最不起眼的止血棉签，每一项都打了两遍勾。他把这张清单贴在了手术室的墙上，进一个勾一个，出一个再勾一个。
克拉拉负责术中电生理监测。她在术前三天就开始调试设备，把所有的电极、放大器、滤波器都测了一遍又一遍。她对曼因斯坦说：“你放心做手术，信号的事交给我。只要有一根轴突长过去，我就能告诉你。”
汉斯负责术后康复方案，他查阅了一百多篇关于脊髓损伤术后康复的文献，结合陈建国的具体情况，制定了一套为期五十二周的个性化康复计划。从术后第一天的被动活动到第五十二周的社区步行训练，每一周的目标、方法、评估标准都写得清清楚楚。
弗里茨负责一件事——告诉M7。
那天下午，弗里茨蹲在M7的笼子前面，用德语轻声说了很久。杨平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从M7的表情来看，它歪着头，眼睛一眨一眨的，偶尔伸手碰碰弗里茨的手指，它似乎听懂了。
“弗里茨跟它说了什么？”杨平问奥古斯特。
奥古斯特翻译：“他说，‘M7，你的任务完成了。下周有一个人要来，他和你一样，坐了很久的轮椅。你要给他力量。让他看看你是怎么站起来的，怎么走路的。你是他的榜样。’”
“M7能听懂吗？它似乎能够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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