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市场的规则，只是用强硬解决不了所有问题。”
他顿了顿，声音转冷：“但有一点要明确：如果EMA坚持完全的数据本地化存储，导致治疗决策延迟，影响患者安全，我们将不得不重新考虑欧洲市场的优先级，毕竟，世界上需要这项技术的，不只是欧洲。所以，我们在应对规则的同时，也要推动舆论的波澜。”
这是一个微妙的威胁，暗示可能优先考虑亚洲、非洲、拉美等对数据流动更开放的市场。
声明发出后两小时，黄佳才接到了施耐德的电话。
“黄先生，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我很遗憾。”施耐德的声音听起来很诚恳，“EMA的立场不代表我们的立场。我们依然希望与锐行合作。”
“但你们是推动这个议题的主要力量之一。”黄佳才直截了当。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我们是提出了关切，但没想到EMA会如此强硬。不过这也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如果锐行能与我们合作设计数据解决方案，既能满足监管要求，又不影响治疗，我们就能向EMA证明，合作是可行的。”
“所以这是一个‘创造问题再解决问题’的游戏？”
“商业世界有时就是这样。”施耐德没有否认，“但我可以向您保证，只要锐行展现出灵活性，我们会全力推动方案通过，我们在EMA内部的影响力，比您想象的要大。”
挂断电话后，黄佳才陷入沉思。
施耐德的话半真半假，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欧洲巨头确实有能力影响监管，既能让事情变糟，也能让事情变好，关键在于价码。
他打开电脑，开始起草一份新的提案：《关于建立中欧医疗数据安全互信框架的联合倡议》。核心内容：在法兰克福建立K疗法欧洲数据中心，作为中国主数据中心的镜像；成立由中欧双方各五名专家组成的独立监督委员会，负责数据访问审计；患者有权选择是否将匿名化数据用于科学研究。
这份提案既满足了数据本地化存储的要求，又保证了治疗团队的数据访问权，还赋予了患者选择权。更重要的是，它把数据问题从“中欧对抗”变成了“技术解决方案”。
黄佳才把提案发给施耐德，附带一条信息：“如果你们能在一周内推动EMA接受这个框架，你们将在欧洲合作伙伴评估中获得额外加分。”
开拓国际化市场不能靠强硬和一腔热血，而需要策略，需要国际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