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实是玩笑话。
从70年代开始，一些期刊出版部门为弥补出版经费不足已经开始收取的论文出版费用了，也就是后来所谓的版面费。
就算故宫院刊复刊不需要版面费，但稿酬，几乎是没有。
不然，支付那么多大佬的稿酬，院刊也不用复刊了。
这也是为什么刘北汜先生需要亲自登门拜访刷脸约稿的原因之一。
《谈匏器》虽然是六十年代的稿件，但一些新的考古成果出现，文章也需要做一些修改，这个方面就需要苏亦跟老先生沟通。
比如河姆渡遗址的发现，1976年《文物》第8期10页就刊登了浙江文管会发表的《河姆渡发现原始社会重要遗址》，文章中的出土物就证明我国的种匏历史至少有七千年，用匏做日常用具，也可以上溯到远古。
但涉及到新的学术成果，肯定是重新修改文章以及引用。
这种改动，也是需要编辑跟作者沟通，随时跟进，并不是编辑想改啥就能随便改的，越是大牛越不愿意别人改动自己的稿件。
河姆渡遗址的发掘涉及到考古学术成果，这个方面，张闵作为助手肯定是两眼一抹黑，就算刘北汜先生也没有苏亦专业，只能他跟进。
此外，文章还涉及到商承祚先生的《长沙古物见闻记》，里面有《楚匏》一则：“二十六年，季襄得匏一，出楚墓，通高约二十八公分，下器高约十公分，四截用葫芦之下半。前有斜曲孔六，吹管径二公分，亦为匏质。口与匏衔接处，以丝麻缠绕而后漆之。六孔当日必有璜管，非出土散佚则腐烂。吹管亦匏质，当纳幼葫芦于竹管中，长成取用。”
同样可惜的是，这件楚匏已经损毁，没法验证，如果做吹管的葫芦确实是用套管之法长成的，那至少在两千年前已经直到用模子来范制匏器了。
遗憾的是，王世襄在文章之中，也考证不出来哪一个聪明人，想出一个奇妙的方法，把初生的嫩匏纳入范中，使它长成各式各样的器物。还说，天然果实而形态方圆，悉随人意；不施刀凿而花纹款识，宛若雕成，真可说是巧夺天工。
文章引用的文献，如果能够找到文献资料，苏亦都会追一去查证，免得出现错漏，找不到资料的，也只能作罢。
此外，还要到故宫库房去寻找合适的器物拍照，不然，文章只有文章而没有配图，是不圆满的。
拍照的活，也是以苏亦为主，张闵顶多是帮忙，他对匏器不了解是其一，不会拍照是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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