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闷，但至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了。”
杨晓东看着屏幕上闪烁的“K.O.”字样，没有说话。但他知道王海涛说的是对的。从去年九月到现在，半年多的时间，他变了很多。不是变外向了，不是变开朗了，而是变得更笃定了。他知道自己每天走上海堤是为了什么，知道自己每天晚上擦球桌是为了什么，知道口袋里那包贝壳碎片代表什么。他有了一个目标，这个目标让他的每一步都踩得很稳。
台球室打工的第一周结束，杨晓东拿到了两百一十块钱。他把钱数了三遍，然后把其中两百块用一个信封装好，藏在枕头下面。另外十块钱他用来给妹妹买了一包大白兔奶糖——妹妹已经好几个月没有零食吃了，拿到奶糖的时候高兴得在院子里转了好几圈。
“哥，你哪来的钱？”杨晓雨剥了一颗奶糖塞进嘴里，腮帮子鼓出一个圆圆的包。
“帮同学做作业赚的。”
“那你帮我也做。”
“你自己的作业自己做。”
“小气。”妹妹冲他吐了吐舌头，又剥了一颗奶糖。
杨晓东看着妹妹的笑脸，心里觉得那十块钱花得值。
他把存钱的事告诉了邱玉林。四月二十日，星期天下午的滩涂上，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个信封，放在邱玉林手上。信封是牛皮纸的，上面用圆珠笔写着两个字——“学费”。字写得很用力，笔画陷进了纸里。
邱玉林打开信封，看到里面零零碎碎的纸币——十块的、五块的、一块的，甚至还有几张皱巴巴的五毛钱。她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两百块，”杨晓东说，“不多，但这是一个星期的。距离暑假还有两个多月，到那时候我能攒更多。虽然还不够——但至少是个开始。”
邱玉林把信封攥在手里，攥得信封都变形了。她没有说话，但杨晓东看到她的眼泪滴在了信封上，把那个用圆珠笔写的“费”字洇湿了一小片。泪水在牛皮纸上慢慢晕开，像一滴落在滩涂上的雨水。
“你别哭。”杨晓东慌了。
“我没哭。”邱玉林用手背擦了擦眼睛，“是风吹的。”
这句话假得连她自己都不信。但杨晓东没有戳破——就像他从来没有戳破过她眼角那些淤青的真相一样。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包随身携带的纸巾，抽出一张递给她。纸巾的牌子还是邱玉林给他的那包，他换了无数次包装，但始终留着。
“你这个傻子，”邱玉林说，“你真的是傻子。”
“你又在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