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前的石台上落了一层灰。他蹲下来，先用抹布把墓碑仔细擦了一遍，碑面上的灰尘被一点点抹去，黑色的石头慢慢露出本来的光泽。然后从包里拿出那束黄菊花放在碑前。菊花的花瓣在冬天的风里轻轻颤抖，像一个人在微微哆嗦。
“周老师，我来看您了。大寒了，天冷了，您在那边多穿点衣服。快过年了，家里都挺好的。溪溪的书出版了，还要拍电影。您在天上看到了吗？周老师，您教她写字，教她做人。您说过，字如其人，人如其字。您的话，她都记着。溪溪的字写得好，人也做得好。随您。”
他站起来，腿有些麻，缓了缓，用手扶着膝盖。
“周老师，我走了。下次再来看您。您保重。”
风吹过松柏，发出低沉的声音，像有人在轻轻地答应他。
大寒的第十三天，方卫国从北京打来电话。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可还是带着笑。
“河生，快过年了。你啥时候回河南？”
“过了年就回。初三。”
“你大哥一个人在家，你回去陪陪他。”
“嗯。你呢？你回老家吗？”
“不回了。老家没人了。父母不在了，兄弟姐妹也不在了。一个人回去也没意思。”
“那你去哪儿过年？”
“在北京。儿子陪我。”
“好。你好好过年，别想太多。人老了，就得往前看。身后的事，想多了添堵。”
“你也是。”
挂了电话，河生站在窗前，窗外的梧桐树光秃秃的。他想起了方卫国年轻时的样子——瘦瘦的，高高的，戴着一副宽边眼镜，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车筐里永远塞着几本杂志和一沓稿纸。他从县城骑到省城，从省城骑到北京，从黑发骑到白头。
大寒的第十四天，河生收到了大哥寄来的一包东西。包裹不大，打开，里面是一双棉鞋和一副手套。棉鞋是黑色的灯芯绒面，厚厚的棉花底，千层底，一针一线纳的。手套是毛线的，深灰色，织得密密实实。大哥在信里说，快过年了，给你做了双新棉鞋，织了副新手套，过年穿。合不合适，你试试。
河生把棉鞋穿上，在屋里走了几步。很合脚，很暖和。手套戴上，也正好，十个指头活动自如。大哥的手艺还是那么好，纳的鞋底密实得针都扎不透，织的手套针脚匀称，不像男人做的活计。他想起小时候，母亲也给他做过棉鞋、织过手套。母亲做鞋的手艺不如大哥，织手套的手艺也不如大哥。可河生还是想念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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