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下，点头，说：“允许。“
李律师转向林煜：“林博士，根据这份操作规范，触发主动干预的感觉阈值标准是偏低百分之十五以上，您在上午已经提到了。现在我的问题是：这个百分之十五的标准，是否足够？“
林煜看着她。
“这个标准，“他说，“是当时所有可用数据下的合理设计，但张建国这个案例表明，对于高敏感个体，这个标准可能不够。“
“所以，“李律师说，语速没有加快，“这个标准的设计存在缺陷？“
“存在盲区，“林煜说，“盲区不等于缺陷，在设计这个标准的时候，没有足够的高敏感个体样本，所以这个盲区在当时是不可见的。“
“但它现在是可见的，“李律师说，“而张建国是在这个盲区里受到损伤的。“
“是的。“
“那么，“李律师停顿了一下，把面前的文件合上，直视林煜，“法庭需要一个明确的答案。“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没有升高，像是一个工作了很多年的人在说一件她每天都要做的事：这是法庭，这是她的工作，她需要一个可以被写进判决书的东西。
“林博士，这个损伤，是系统问题，还是个体问题？“
法庭安静了。
不是那种戏剧化的安静，是那种程序进行到了一个节点，所有人都在等着走下一步的安静。
旁听席上那个闭眼的老人睁开眼睛，往前看了一下，然后重新靠回去。
原告张建国的手在桌上动了一下，两根手指轻轻扣了一下桌面，然后停了。
被告席那边的两个律师，各自保持着他们的姿势，没有看向林煜，在看各自面前的文件。
林煜看着李律师。
她站在那里，等着他。
他知道她在等什么，他也知道那个答案的形状——她要的是一个词，“系统“或者“个体“，或者一个句子，“主要是系统原因“或者“主要是个体原因“，一个可以被法律语言接住的东西，一个可以让责任归属有落点的东西。
他在心里把那个问题推了一遍。
系统问题，还是个体问题？
两个概率区间叠在那里，没有哪一个压倒另一个，没有哪一个在数据上有足够的优势，让他可以说“主要是这个“。
他没有那个答案。
不是他不肯给，是它不存在。
沉默持续了很长时间。
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