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五琰连忙表示：“父皇，桃源村新学堂初建，正是用人之际。石山长虽承诺引荐先生，但孩儿想，与其盲等那不知道来还是不来的先生，不如就让孩儿在这桃源学堂先做个实习先生。一来，可亲自实践这《桃源蒙学》效果如何，查漏补缺，二来，孩儿也想看看自己，到底是否适合、是否真心喜爱这教书育人之事。”
他不敢把话说死，毕竟父皇就五个儿子，一个个都嚷着留在乡下，他只敢说“试一试”，没敢直接说自己以后就想在桃源村做个教书先生。
承景帝本来颇好的心情，听到这话，脸还是瞬间黑了下去。
“胡闹！”他斥道，语气中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
“今日石山长已经说了会邀请友人过来做先生，何须用你在这里做先生？你乃皇子，岂能久居乡野学堂，操此贱业？”
他特意加重了“贱业”二字，这并非他个人的偏见，而是道出了当下大宁朝文人圈内一个不争的事实——教书先生，尤其是蒙学阶段的塾师，地位确实不高，甚至可称卑贱。
为何如此？
其一，“蒙师”非“经师”。在世人眼中，能够教导举业、传授经典学问的“经师”尚有地位，比如在四大学院任教的先生们，而仅仅教导孩童识字、背诵基础的蒙师，则被视为“童子之师”，学问浅薄，不过是个“开蒙的”，在讲究学问深浅的文人阶层中，自然排在末流。
其二，束脩微薄，生计艰难。乡野之地，村民贫苦，能给出的酬劳极其有限，往往只是些许粮食、布匹，勉强糊口。经济基础决定社会地位，收入微薄直接导致蒙师被人看轻。
其三，学生父母的轻视，使他们缺乏尊重。在许多乡民看来，蒙师不过是“看孩子的”、“教认字的”，并非真正的学问家。
谢里正之前交代谢大虎在云槐县请先生时，为何屡屡被拒？
正是因为那些稍有功名在身，哪怕只是秀才的读书人，认为来这乡野之地做蒙学先生，是 “双重贬低”——既贬低了身份，又贬低了环境。
他们宁愿在城里开个小小的代写书信的摊子，或者依附某个富户做清客，也不愿来乡下“受苦”且“失身份”。
其四，前途渺茫，难有晋升。做蒙师几乎是一条断绝了科举、官场前途的路。一旦被贴上“村塾先生”的标签，再想被主流文人圈子接纳，或是被官员举荐，就难上加难了。
因此，承景帝听到最小的儿子竟然想去当一个人人轻视的蒙学先生，心中的失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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