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卖盐的收益是有保障的，把盐课和县里上上下下的“例钱”照常缴清，官府在公私两方面都没有损失，苟家的利用价值就没了，没了利用价值，官府还肯照应他们么？
“这事情哪有这么简单。”席亚洲的话音刚落，谭成晴就苦笑起来，“苟家在县衙里和三班六房的书办衙役极其相熟，世代都有来往，盘根错节，光老爷们想收这个盐课，在户房就过不去。”
古代的县政，与其说是“官治”，倒不如说是“吏治”。自宋以降，州县地方官多半是从科举中选拔出来的。州县地方的行政事务烦十分烦琐，除了各种事务都有一套繁琐的程式，基本法令之外，应该援引或可资类推的成例有如汗牛充栋。某件公事该依哪一条法令或哪一项规定去处理，在律令和会典等书籍中都找不到，万一出点纰漏或被上司找出了岔子，轻则驳回，重则训斥，那不就成了吃不了兜着走？这时就得设法找出以往出现过的成例套用，以保万无一失。可是究竟该找什么成例就是一门学问了。这就叫“吏道”。
科举出身的人，经史策论能讲得头头是道，诗云子曰可背得滚瓜烂熟，可是少有能摸着这些地方行政的门道的――其他不说，仅仅一个鱼鳞册子，外人看来就如同鬼画符一般，看得明白的人却知道这里有地产面积、位置、形式、产量、税额和田主的情况。所以当官的为了不出错，或者嫌麻烦，只能把这些事情都托付给三班六房的衙役书办去处理。身份卑微的吏员在古代社会实际上把持着地方行政权力。
吏员因为往往是世袭，和当地的大户勾结很深，远不是简单的经济手段就能割断的，所以席亚洲的计划在他们听来实在有些理想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