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唐代，市场都是有一定的营业时间，城门、坊门入夜关闭，有比较严格的限制，京师则完全突破这限制，规定三鼓前不得禁止行人，神宗朝还规定旧城各门在三更一点闭，到五更一点开。目前京师有名的就有州桥夜市、马行街夜市等，营业直到三更。京师据不完全统计已有6400多家资本比较多的大中型工商业者，另有八九千家小商小贩。
然而商业发达，朝廷的商税进项就多。目前朝廷实施的城市商税主要分两种：一是商品营业税“住税”，税率千分之二十，二是商品流通税，税率千分之二十。对草市、集镇等次一等的商业场所，允许商人承包税款，称为“买扑”。商税已是朝廷财政的重要支柱，太宗时期，一年商税总额为400万贯，仁宗朝时就达到2200万贯，随后一直保持在1000万贯上下。按“过税”和“住税”的平均税率千分之二十五计算，1000万贯商税所支撑的是4亿贸易额，全国居民大概为2000万户，那么平均每户有20贯的交易额，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同时也反映出我朝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
对外贸易也非常活跃。除了与辽、夏等周边少数民族的贸易往来外，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的海上对外贸易。唐代沿海通商口岸只有登州和广州两处，海船航程的最远地点是波斯湾一带。而我朝沿海的通商口岸陆续增加到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密州、秀州华亭县、青龙镇(通惠镇)和上海、温州、江阴等十几处。
朝延在有关通商口岸设置了外贸专管机关“市舶司”。而我朝海船的航程也更长，最远到达红海口的亚丁湾甚至东非。跟我朝通商的国家有50多个，其中我国海船直楼到达的有20多个。海上外贸取代了以“丝绸之路”为主的陆上外贸的地位。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全国对货币的需求激增。朝廷为适应这个需求，逐年增加金属货币的铸造，神宗元丰年间，每年铸铜钱506万贯，铸铁钱88万余贯，比唐玄宗时的铸钱额(每年32万贯)增加了几十万贯，但仍然供不应求，不断出现钱荒现象。
蔡鞗说到这里，蔡京便面露微笑，直接站出来打断道：启奏皇上，关于钱币之事及货币流通性，老臣接下来想具体跟皇上汇报下。其实蔡京此时打断儿子，也是在情理之中，一来对儿子蔡鞗的陈述已经十分满意，这么多的数字，儿子能够记住，也不辜负平时他的一番教导，另外恐怕再说下去，自己这个大宋的华尔街之狼，会被儿子抢了风头，毕竟对于钱币之事，蔡京是知根知底的，也是他亲手操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