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好奇心，用小钥匙打开木匣子，拿起最上边那本红塑料皮日记本。他一页一页地翻看日记，有的字词看不太懂。里面记录着他们经师傅介绍相识，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她说他看起来老实本分，或许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他禁不住咧开嘴乐了。很快他们你来我往，就发展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这些他都知道，只是感到事情没有她描写得那么曲折复杂。她对婚姻有着美好期待，她说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相结合，一定会碰撞出耀眼的革命火花。他看到这里，身体有些燥热起来。后来，她就开始一点点对他表示不满，说他浑身挺肮脏，还没多少文化，是个粗鲁不堪的男人，半夜三更回来就想着那么点事，弄得人烦死了，她对自己的错误选择感到后悔，一篇篇都是，故事情节不一样，情绪却是一样的。他看着看着，心里开始烦燥起来。再往后翻，这个红脸堂的工人大哥腾地燃起了愤怒之火，有十几篇，都是写她到文化局工作后，像笼子中的小鸟飞进了森林，文化局里正好有一个叫钟树林的副局长，日记中对这个钟副局长全是赞美的话语，说他人长得帅，又多才多艺，思想深邃，像一本厚重的历史书，令她百读不厌。她说钟副局长说话和蔼可亲，对她也告别关心。她还恬不知耻地说她宁愿做一只扑火的飞蛾，为他燃烧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辞。
发够火，马洪光还是倒头睡下，工作了大半宿，再加上方才的一通折腾，他早已经疲倦了。醒来时，阳光已经洒满了小屋，时针指向了10点，仍不见妻子回来。马洪光便怒气冲冲地来到派出所报案，带着那本记载着她那些不要脸的内心道白的日记。
派出所的警察有经验，向上级作了汇报，征得同意后，决定先不去文化局打草惊蛇，而是扫清外围，首先要做的，就是了解钟树林昨晚的动向，他们觉得这次有可能抓住条大鱼。
钟树林的一个战友在公安局政治部任副主任，听了下面派出所的汇报，也顾不得是不是违反保密规定，只想着老战友的安危特别是名节，急急地把电话打进了钟树林的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