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普遍的认为他们是“黑鬼”的。可能这批郑家的黑人雇佣军就此孤单老死在了台湾岛上。
才子，难免潇洒风流，而在于男女之事上，又多是浪漫不羁。也就是说，倘若一个才子，居然不懂得浪漫，那他多半是白当了。清人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引《朝野异闻录》，说到唐寅，那才是一个够水平的的浪漫文人，多情才子，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这封号，无论在文学史上，还是在普通老百姓心里，都是有口皆碑一致认可的。“吴中自祝允明、唐寅辈，才情轻艳，倾动流辈，放诞不羁，每出名教外。今按诸书所载，寅慕华虹山学士家婢，诡身为仆，得娶之。后事露，学士反具资奁，缔为婚好。”无需多言，这讲的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唐伯虎三笑点秋香”的故事。
当然，野史所记不能全信，至于唐寅是否真的做过这种事，或者，没做过这种事，在一定程度上已无关紧要了。但他一定浪漫，而且相当浪漫，这是可以肯定的。在李国文《中国文人的活法》一书中，他也提到了唐寅，而且还言此及彼：“明代中后期，才子型的文人，强调个性自由，轻易不肯随人俯仰。纵情诗酒，放浪形骸，恃才狂傲，率性而为，成为当时非主流文坛的时尚。风气所至，唐寅会为他心爱的华学士府上那位漂亮的小妮子，诡身为仆，这浪漫，够意思。”明代文人的这种变数也给当时的文学带来相当的变数，中国文学第一奇书《金瓶梅》不也正是在这个时代出现的吗？
14世纪末15世纪初，明代的经济已初显资本主义萌芽，尤其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还形成了一定的气候。经济的发展使农耕社会逐渐向城市社会转型，而那些生活在城市的“居民”对文化需求显然要比农民要多要高。用李国文在书中的话来说：“因此，一，他们要求在文学画廊里有他们的一席之地；二，他们要求作家们写出适销对路的文学作品。于是，文化，也就成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市场。”当写出来的文字可以当作“商品”，当文化生产开始受制于市场时，它所带给文人的影响完全不亚于政治，甚至还强于政治。“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唐寅在《言志》中表达的正是不再买账于官方，不再受累于礼教的宣言。
对此，我曾参照索引在《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中找到过几个相关典故。江南名士何元朗在会见宾客时，当场脱下**的鞋子行酒，王世贞为之还做长诗一首；戏曲家臧晋书与娈童游乐，被弹劾罢官归里，汤显祖做诗送别；屠隆千真万确患花柳性病而死，在他发病期间，汤显祖(怎么又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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