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全世界都付出了成本。
周琅发现，中国问题的复杂，远远超出西方国家。西方国家就一个工会，中国的工人势力就有同乡会、帮会和工会之分，而且同乡会一直依附于商会，主要是商业群体提供资金支持，帮会则江湖习气太重。工会又不够成熟，这样的政治势力很难成为平衡权力的一部分。
其实周琅更愿意看到的是，是一个成熟稳重，并且颇具政治才华的工会领袖，他站出来跟其他势力谈判，联合同乡会和帮会，带领他们，而不是跟他们内斗。
更复杂的还有，同乡会依附于商会，商会又是资本家的组织，结果资本家跟工人，在同乡关系下联合在了一起；帮会则跟成员之间，以江湖义气联系在了一起；他们都有自己的产业，有自己的工人，这更多类似于传统的乡村社会，地主即是乡村社会的意见领袖，又是乡村社会的资产所有者。
现在周琅帮助工会都掌握了资产，工会组织和工会成员，即是资本家，又是劳动者，这种关系之下，能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周琅根本就预测不到，因为人类历史上没有出现过。
让他意外的是，这种工团主义，借助中国目前的影响力，迅速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而且获得了高度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