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在中国，周琅也已经完成了内部的整合。
在全国各地推广了在广州试验出来的简单税制为主的商业管理办法，通过正规的，教授会计学和数学的学校，高效的培养着大量的新式税官。
民政上，王辅茞基本上沿用了传统的管理体系，所谓的皇权不下乡原则下，乡绅地主们依然是基层的管理者，过去能有多稳定，现在就有多稳定。
整个国家已经恢复到了白莲教起义之前的状态，当然大量的破坏不可避免，王辅茞去年到今年完成了一次人口清查，全国人口有两亿八千多万，比乾隆朝最后一次统计，足足少了一千万人口，这就是这次大乱产生的代价。
可是王辅茞却认为这乃是圣王之道，古来改朝换代从未有损伤如此之小的，这倒也是，那一次乱世不是减少三分之一甚至更多人口后，人地矛盾自行消失，然后慢慢转入盛世的，所谓的盛世有几分是统治得力，真的值得怀疑。在传统农业社会的管理方法下，周琅认为好跟差都是有极限的，在效率上远远不能跟基于数字化的现代管理相媲美。
王辅茞管理的民政，已经基本上恢复了正常的赋税征收工作，重新厘定了税率，跟满清时候一样低廉，但是取消了乾隆年间大量额外加派，总体收入甚至少于乾隆时期，但少的很有限，因为满清有永不加赋的虚名，而重新丈量土地之后，这一百多年间开辟出来的新田，纳入了征税基础中，抵消了取消加派带来的减少。
由于取消了境内税卡，对米价平抑的效果非常好，全国米价普遍回落，粮食产地米价少有上升。但商税并未因此减少，反而大幅度增加。
周琅对商业的管理，并不能说有多么出色，因为他手下的执行者并不出色，但管理相对规范，这种规范取消了大量原本不该存在的限制。
比如过去的盐法，大大限制了食盐的生产，官府千方百计的垄断食盐的渠道，借此取得丰厚的税收，但对盐业生产的压制极为明显。周琅将制盐当作普通工场对待，只要申请牌照，并缴纳低廉的授权税就可以自由制盐。
结果从广东、福建到江南、山东一带，但凡是靠海地区，稍有家资的商人都积极投身开办盐场，甚至连过去的贫苦盐丁，也拿着自家的灶具，开办了煮盐作坊。盐产量急剧增加，尽管少了一笔固定的盐税，可越来越多的制盐作坊缴纳的税收也越来越多，已经达到了过去被官员勒索一笔，被盐商剥削一笔，在给皇帝孝敬一笔之后的盐税的三分之一，也就是两百万两，这两百万两盐税，是全国上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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