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港之后，周琅的事务发展，已经让他很难有时间处理具体事务。
荷兰人来到东港之后，周琅天天跟荷兰顾问进行沟通，沟通的却不是具体的港口管理，而是制定各种规则。
他并没有完全照搬荷兰人的港口管理经验和方法，而是根据现代管理思想，进行了一些本地化的重新创制。
有人说现代国家的竞争，就是制度创制能力的竞争，周琅并不知道这个道理，但他却拥有丰富的创立现代工公司的经验，他知道完全照搬西方标准管理的公司，往往是官僚文化浓厚的大公司，每一个公司都应该按照自己的条件制定管理方法，西方的管理经验值得学习，但应该学习的是他们的管理思想，而不是照搬各种管理条文。
所以他不赞同荷兰人提出的直接就按照商品种类进行征税，也不接受按照交易量征税的原则。
因为他从广州哪里发现了太多的弊端，广州的税制不可谓不复杂，管理不可谓不精密，但依然有大量的空子可以钻。根据英国商船的经验，商船进港之后，海关丈量人员先是从船头量到船尾，一经贿赂，马上就改为从前桅量到后桅。丈量后，要缴船钞，先是开价2000银两，经讨价还价并送上320银两红包后，结果以500银两了事。欧洲商人公认，在广州基本上没有钱办不成的事。
周琅不相信自己招募的职员会被广州海关那些人拥有更高的道德水平，所以他必须从源头上尽可能的杜绝漏洞。
按照交易种类和交易数量征税，负责采集这些数据的人就变相的拥有了很大的权力，决定了征税的数额和比例。
周琅极其缺乏人才，他不能接受好容易培养出来的人才因为贪腐被自己处决，尽管处决贪腐人员让人大快人心，可从根本上来讲，这是一种严重的资源浪费。
所以惩治贪腐，不是杀多少人的事情，而是要从源头上杜绝贪腐存在的基础，也是对人才的保护，毕竟人心都是经不起考验的。
因此周琅首先坚持采取固定水模式，每艘船无论大小统一缴纳三百两固定税；然后对于港口上的商铺，则按照商铺的门脸长度进行征税。这些都是死的，无法做手脚的，一条街丈量一番，长度就有了，如果所有商铺门脸长度加起来没有街面长，那可定是丈量人员徇私舞弊了，很容易纠察。
当然交易税、印花税等税种周琅也是要考虑的，但得建立在培养出一批敬业的公务人员和建立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之后，他才能逐步实行，目前贸然推出，只会造成巨大的漏洞，然后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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