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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杨来桥作为本土派的代表人物，自然成为了他们团结和依靠的对象，王善坊与杨来桥的密切交往，无疑让厉元朗对其立场和倾向产生了更深的考量。
所以，他留下王善坊单独谈话，必须要敲打，也是一种警告。
一方面，是希望王善坊能认识到与杨来桥过从甚密可能带来的风险，毕竟杨来桥背后牵扯的本土派势力复杂，稍有不慎就可能被卷入利益漩涡，影响自身的判断和决策。
另一方面，也是在提醒王善坊，作为即将承担重任的领导干部，要时刻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在与人交往中把握好分寸，不能因私人关系或短期利益而模糊了原则和立场，更不能让个人行为成为影响南州稳定大局的隐患。
只有真正做到公私分明、立场坚定，才能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站稳脚跟，切实履行好组织赋予的职责，带领南州走出当前的困境，实现长远的发展。
说实话，把南州暂时交给王善坊治理，厉元朗并不放心。
不仅仅在于王善坊的理念和行为，和厉元朗的出发点存在明显差异，更在于他在复杂局面下的决断力和对潜在风险的预判能力尚有不足。
厉元朗始终认为，作为主政一方的领导，不仅要着眼于当下的工作推进，更要具备前瞻性的战略眼光，能够洞察隐藏在平静表面下的暗流涌动。
而王善坊在这方面，似乎总显得有些急于求成，容易被眼前的事务牵着走，缺乏一种统揽全局的沉稳与深谋远虑。
尤其是在对待本土派势力的态度上，厉元朗主张的是恩威并施、分化瓦解，逐步清除积弊。
反观王善坊，则更多表现出一种试图寻求平衡甚至妥协的倾向，这让厉元朗不得不担忧，他离开后，南州好不容易形成的整治态势会不会出现反弹，那些被压制的不良风气会不会死灰复燃。
毕竟，本土派的根基并未完全铲除，他们就像潜伏的藤蔓，一旦有合适的土壤和时机，便会迅速蔓延开来，再次缠绕住南州发展的步伐。
厉元朗甚至隐隐有些后悔，或许在大会召开之前，自己不应该轻易离开南州这个是非之地，哪怕是组织的安排，他也应该再争取一下，至少要等到大局已定，王善坊真正站稳脚跟之后再作打算。
但事已至此，再多的顾虑也无济于事，他只能寄希望于王善坊能够真正听进他的劝告，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以大局为重，以稳定为先，谨慎行事，切莫因为一时的疏忽或冒进而葬送了南州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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