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谷鸟的足迹，那时的悔恨之情，就当真需要借助作家来赋予自然、那已不存在的诗情画意了。
因此，对于在世界所有沉浸在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巨大喜悦中，而无法自拔的国家来说，敢第一个在联合国提出对于化学试剂的控制排放的，不能说是世界的英雄，却起码是荒原中第一个探路人，是惊涛里最早的远航者。
周作人曾经在《与友人论国民文学书》中曾提出：“我们要针砭民族卑怯的瘫痪；我们要消除民族淫猥的淋毒；我们要切开民族昏聩的痈疽；我们要阉割民族自大的疯狂”。
这里的“自大的疯狂”，所代表的意思，亦不过是无知与傲慢，以及看不到事情真相的浑浊双眼。
在1895年的那一项条约签订之前，代表现在国家留学生涯功勋卓著的容闳先生，曾经在国家危难之际，送了120余名学生前往A国，并为后来的国家造就了一批——诸如拯救民族铁路业、屹立于世界之巅的铁路工程总设计师詹天佑，有民国的第一任外交总理，唐绍仪，以及船务总司、警察制度的创办者……这些不计其数的人才。
而即便如此，容闳与那个敢于在全世界咆哮出第一声呐喊，那既富有科学家的良知、与拥有身为知识分子襟怀的先驱者相比，亦是略逊一筹。
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
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鸳鸯蝴蝶派的形成有文学内外的多重原因。
从清末民初的历史情境来着，晚清王朝的迅速倾覆，与民国社会的初步形成带来伦理规范秩序的动摇与弱化；城市生活的日益丰富，也给文人写作提供了新的感受资源与言说空间，其中报刊业的发展与文学传播过程中，市场因素的逐渐凸现，更给的世俗化培植了直接的土壤。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如包天笑、周瘦鹃、徐枕亚……
无不身兼报刊编者与通俗作家之二职——可谓耳闻社会变动与演进之际的时代先声、目睹现实秩序与日常人生的新旧更迭，品味着新型平民社会的悲欢、实践着初来乍显的城市文明新信条。
可无论其原因有多少，归根到底只有数学上一个霸道且温柔的词语可以形容：有且只有。
有且只有这个原因，有且只有这个人，有且只有这样一件事情，专被你喊出第一声。
晚年的伽利略因为不敢坚持日心说，受到学生的批评：“一个没有英雄的国家是不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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