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好古那么热衷于和日本建立“友好邦交”并不是因为后世老一辈无产阶级外交家开创的中日世代友好邦交的影响，而是大宋国内政治和经济的需要使然。
大宋因为军事上比较挫，从立国至今，都没有牛逼的时候。所以外交路线一直是比较务实的，奉行“来则不拒，去则不追”的灵活外交原则。并不总是以天朝上国自居——其实本来也不是，契丹才是天朝上国，不但对外（主要对西方）宣称是中华，而且还效仿汉唐整出一堆附属国！
而大宋这边，勉强算得上藩属的，现在也就是西夏、大理、交趾、占城那么几个。至于日本国，情况就比较奇怪了。明明对藩属国不那么热衷的大宋，却一直有将日本变成藩属国的欲望。特别是神宗和徽宗这两个“圣君”，更是明文催促日本来朝。
当然了，催促也是没有用的……日本人自己也以天朝上国自居！他们的官家还称“天皇”，天上的皇帝啊！比大宋的皇帝还牛逼！怎么可能向大宋称臣？这事儿别说门了，窗户都没有。
不过……武好古是奸臣嘛！既然是奸臣，就要蒙蔽圣听了。明知道不可能让日本天皇认大宋皇帝这个主子，他也得宣称可以通过“传教”把小日本哄成属国。
为什么要怎么做呢？自然是有好处的，好处就是可以让云台学宫代替明州府，成为中日两国邦交的对口单位。
此时中日两国有邦交吗？
其实是有的！
因为宋朝的外交权力并不集中在朝廷，当时的通法是大事上奏中央由枢密院处理，小事路州自行移牒栽量。即中央赋予边境州官一定的外事自主权。久而久之，形成定势。而且还有惯例形成的外交对口单位，比如河北东路雄州对应辽涿州，河东路代州对应辽朔州。永兴军路延州对应西夏宥州。而这个政策又延续至海外诸国，京东西路密州对应高丽，两浙路明州对应日本，后在神宗年间添设高丽司。福建路泉州对应占城，真腊，大食南海西洋诸邦。
这种地方主导的外交形式被称为牒状外交，也是宋代中国和日本唯一的官方外交方式。
不过中日两国的官方牒状次数很少，有史料记载的仅有十四份国牒，其中九份是大宋送往日本的国牒，五份是日本送往大宋的国牒。
也就是说，明州州衙并不是个合格的外交机构，恐怕大部分知明州事的官僚都不知道自己肩负和日本邦交的使命。而且在日本国自己的史料记载中，曾经出现过“赐日本国王”和“送日本太政大臣”的内容——既然可以对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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