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邕审核了《论衡校注》后，指出了多达一百多处的错误，包括漏字、衍字，或者注解失误，他用词很委婉，但结论却很诛心。他认为这部《论衡校注》既不够严谨，也没什么新见，不仅没能体现出王充思想的精髓，反倒多了一些因循守旧的谬见。
蔡邕最后给出一个建议：重新校注。
蔡邕的审核意见就在孙策手中，但他迟迟没有对外宣布，只让张纮、虞翻两人看了。结果虞翻当时就火了，说蔡邕这是故意的，因为他指出的漏字、衍字大多出自他提供的部分，那部分原稿就有大量的涂改，是王充的原文，还是他的手笔，谁也说不清楚。现在他用这些无法辨别真伪的稿子来批评盛宪等人的工作，自然是别有用心。
目的很明确，他们想争夺富春一带玉器研究项目的控制权，至少要分一杯羹。这个研究项目规模大，投入也大，又涉及到为江东人正名，可想而知，必然是眼前有利，将来有名的大事，但凡有点实力的学者都不会甘心置身事外。
蔡邕本人还有著史的任务，未必能抽出时间来，但挂个名，或者安排几个襄阳学院的教席或者学生来参与这个项目是没有问题的。至于陆康，他认为这是吴郡的事，只能由吴郡郡学来主持，不想让会稽人也插一脚。他不好从正面拒绝盛宪，只好先质疑盛宪的学问。
事实上，《论衡》这部书的原稿不全，错误在所难免，盛宪等人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看不到成绩，却盯着缺点不放，这是故意挑事。如果按照这样的态度，那蔡邕所著的史书可指摘处更多，陆康所著的文章也并非无隙可击，大家都差不多。
虞翻有些上纲上线，但他的推测不无道理。读书人也是食人间烟火的凡人，有私心，有贪欲，名和利，他们都想要，何况这又是一项可能改写华夏史的重大工程，谁也不想做局外人。陆康如此，蔡邕如此，盛宪也如此，甚至虞翻也不例外。项目的总负责人迟迟未定，就和他们之间的博弈有关。
孙策因此很头疼。他见识很高明，但学问有限，没有能力与这些大儒辩论，也不想参与其中。以政治手段解决学术问题是他极力避免的事，汉代的两次学术会议都因为政治成份过浓，严重削弱了学术含金量，最后使学术僵化，也掘了王朝根基，一步步走进死胡同。
富春、余杭一带的史前文明，并不会涉及新帝国的根基，最多不过是给脸上贴贴金而已。如果按照孙家是孙子后人的说法，孙家的龙兴地应该是齐鲁，与吴郡有什么关系？江东人扯虎皮做大旗，要搞捆绑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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