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慕容鹉来到北京的举子一共是四十一人，他们之中绝大部分人是第一次来到北京，和许许多多外地士子一样，刚进北京，就立即被这座宏伟的大城市镇住了。
这个时候正是开‘春’时节，正月尚未远去，大街小巷到处贴满了紫红‘色’的对联，有些大‘门’上倒贴的“福”字甚至还没有干透，每一条胡同的转角处都堆积着鞭炮和烟‘花’的废屑，熙熙攘攘的喧闹声中，时不时还传来一声遥远的炮仗声。这个时节是中国人一年之中最为清闲的时候，除了农夫得到歇闲之外，大部分行商和脚夫等也是窝在家中不做生意，理直气壮的享受着这个传统的节日。
大汉朝廷的第二次会试就是这个时候悄悄拉开帷幕。这种考试对于传统的中国王朝来说，是仅次于征战、郊祭的重要大事，关系着统治阶层的血液循环，同时还肩负着传统上的道德意义，可以说是“天下瞩目”也毫不为过。
林汉王朝对于这次考试异常关注，因为在当今的政治条件下，这种传统式的科举考试出来具有选材的功能之外，更多的还象征着“华夏正溯”的意义，圣贤曰：内圣外王，一个皇朝得到全国的承认的尊奉，除了军事上的成功之外，“文教之功”也是不可缺少的，这是实实在在的“人心所向”，代表着全国上层阶级的意愿，任谁也不能忽视。就像康熙初年一样，满清朝廷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却在全国范围内遭到了士人阶层的抵制，基层统治因此遭受重大挫折，所以不得不威‘逼’利‘诱’、绞尽脑汁‘逼’迫别人参与“博学鸿儒”考试，企图在“文教”上树立起自己“华夏天朝”的地位。
林风在这一块显然比康熙幸运一些，因为有了顾炎武和黄宗羲两位大儒的加盟，林汉帝国在去年的时候就重新建立了自己的教育体系，在他们的督促下，李光地专‘门’拨出了大笔经费，发给县级以上地方衙‘门’修缮孔庙和国监学堂，并且在一年之中连续进行了多场“学试”和“乡试”，以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一次科举大考。
从传统的学术角度来说，这种做法很受人诟病，因为相对于洪武年传下来的规矩，普通人通过“举制”而踏上仕途确实殊为不易——首先，这个应考的必须是良家子弟，不是贱民乐户，也不是匠户军户之类，具有应考的资格；然后，在最初级的县学或省学考试中通过，得到“进学”资格，正式成为“秀才”，而在取得秀才身份之后再奔赴本省布政司衙‘门’所在地，参加数年一度的“乡试”，取得“举人”头衔，最后，再顶着举人头衔进京，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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