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北京才知道自己官小，到广州才知道自己钱少，到海南才知道自己身体不好。”
在高深莫测的北京城，没有关系的邓智仁终于明白有些人是惹不起的，有些事是干不得的。
“在大陆做房地产，不仅要应付市场，还要应付政府、应付银行、应付形形色色的人......香港人喜欢用法律解决问题，但在内地我们告到法院就从来没有成功过，还要赔进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在大陆当被告固然不好，当原告更辛苦，很多时候，等待比出击更重要......”
深陷玫瑰园危机的邓智仁欲哭无泪，此时另一股东刘常明已魂归西天，他想要掐人的脖子都不知道该找谁了。
“我每天都在反省和检讨，为什么会遭遇这样的失败？香港人这么精明，但是 90%的香港人在内地房地产市场都赔钱，为什么？”
“缺乏开发经验的投资者到内地，会根据现实情况做出判断和决策，他决不会试图去扭转现实。而香港成功的开发商则不然，他们有自己固定的开发模式，有足以自豪的成功经验，来到内地后，一旦发现实际情况与预料的不是一回事，他们总想扭转现实，想教内地人怎样做房地产，结果呢？发现是现实教训了自己。”
“人家令我失望太多，我也令别人失望很多，我是全北京最失败的人。”
几乎失去了一切的邓智仁孤身一人在广州待了整整一年，闭门思过后，对《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说了自己的感悟。
秦凡自认自己并不是聪明人，身边的几个人也不是，作为重生人并不是更快地攫取让人无法想象的财富，而是能避开错误和陷阱安全地走到目的地。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朋友负责。
生存在一个不讲道德、没有约束规则的暴利年代是幸福的，因为随时可能攫取到超乎想象的利益；可同时又是不幸的，因为轻易攫取到的利益又随时可能轻易地失去。
不仅仅是房产企业，在国内的各个企业都是像一群人穿越一片长满玉米和充满陷阱的玉米地，必须比其它的人更早地到达彼岸，同时，他的手中还要摘取更多的玉米。实现这个双重的任务，就必须在速度、安全及高效三者之间进行一次次的权衡和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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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企业的潮起潮落，有两个十分突出的现象：一是企业寿命普遍偏短。有抽样调查显示：中国民营企业的寿命仅3.7年，而美国企业为8.2年，日本企业为12.5年。
二是存在着一种令人心悸的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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