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文典籍中，放蛊者并不仅限于女性，为什么苗族认为只有妇女才有蛊呢？
这与汉、苗两族的社会文化传统有关。
在汉族的巫术信仰中，只有正邪之分，没有性别的对立。而在苗族等南方少数民族中，在母权制被父权制取代过程中形成的文化上的性别对立遗存要强烈得多，这种对立表现在巫术信仰中，就是占据正统地位的男性巫师成了维护社会秩序的一方．而在母系社会曾经居统治地位的女巫则成了秩序的破坏者，被诬为黑巫术的传承者。
一切男性巫师无法解释或禳解的天灾人祸，统统被扣在了女巫的头上。于是，妇女有蛊的荒谬结论就这样被推理了出来。
由于放蛊被认为是谋财害命的严重犯罪活动，历史上一直将它列为严厉打击对象。《汉律》中就有“敢蛊人及教令者弃市”的条文；唐宋以至明清的法律都把使用毒蛊列为十恶不赦的大罪之一，处以极刑。
官府对所谓施蛊者的处罚极其残忍。明人邝露说，壮族地区的“峒官”提陀潜抓到施蛊妇女后，将其身体埋在地下，只露出头部在外，再在蛊妇头上浇上蜡汁点火焚烧。在苗族地区，被诬为有蛊的妇女，尽管不会都有性命之忧，但被诬者名誉扫地，受人歧视非难，精神上造成极大痛苦，甚至含冤而死。
那些被认为有蛊的人家，受尽歧视和羞辱，连亲友也害怕与之往来。
不论谁家有人病了，只要巫师说中了蛊，那么有病人家就指桑骂槐地大骂，骂的是谁，人们心照不宣，而被骂者自己也明白，就像本文开头的喊寨。有蛊的人家也只好忍气吞声，因为一申辩，无异于公开自己家里有所谓的蛊，所以只好凭白遭受这等羞辱。
苗族多处偏僻地区，旧时医学落后，许多疾病得不到有效治疗。每遇就诊无效，动辄归咎于蛊。民国时期湘西有位汉人，曾在军队中做过官，有权有势。他得了腹部膨胀的怪病，每当膨胀时，似乎觉得腹中有物在游走，由于请的几位医生医术不高，吃药无效，便归咎于被邻居苗妇施蛊。
经过巫师多次作法仍然毫无起色，这位汉官一怒之下把邻居苗妇捆'绑后吊起来，百般辱骂，施以非刑，差点将其折磨而死。苗妇的丈夫慑于汉官的权势，敢怒不敢言，只能在一旁束手旁观。后来过了一年多，经人介绍，这位汉官延请一位高明的医生诊治，该医生看后，说是某种鼓胀病，并不是什么蛊毒。
果然一剂药吃下之后病就好了。可怜苗妇无故含冤，差点殒命。经过该医生的证实，这位苗妇才恢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