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了当地政府，这不是变相打旗长的脸吗？按指导价走，牧民堵上门来找。俄日敦达来说的话很有道理：发展矿业确实在一定时间内破坏草原，但从地方的角度说，对经济的帮助是很大的，财政的钱袋子鼓起来了。牧区有了常电，砂石路也换成了柏油路。进来了大量人员，矿区和旗里通了班车，牧民去旗里也方便了。人流量大了，和水一样到处流，苏木的商店饭店旅馆都有了进钱的机会，等等的好事很多。再说回来，矿山开发也没白用牧民的草场，草场是国家的，按程序走了流程，是摆在面上的明事。可牧民没这么想，总觉得补偿价低了，手背手心都是肉，嘎查和苏木总向着矿山，自己吃了亏。牧民的胡搅蛮缠，就是多要几个钱而已，矿山夹在中间很难受，高出指导价得罪政府，扰乱了正常的价格，牵一发而动全身，会成为全旗的“靶子”。急于开工干活，想多给点钱也不敢。按正常的补偿价格，等上几个月也签不了协议，牧民死活不签字。他们不说不签字，说是不会写汉字，要慢慢学着写，学会了再签……
小张一双善良的眼睛平直的看着我，我嘴角的肌肉明显的抽动着：“……这么多年，姐姐从没提起这件事。那个年代，人人都是红卫兵闯将手中的一枚棋子,自己的事自己都做不了主。不能怪罪父母，谁知好事做成了孬事儿。姐姐插队那年才16岁。在牧点4年多，和哈斯其其格大姐一起放羊，睡一个毡房里，一个锅里吃饭，后来她把女儿陶格斯嫁给了我外甥阿斯夫。”
蒙古族的名字真难记。他又问：“陶格斯的哥哥俄日敦达来，你俩多年以前就认识了是好事，这叫患难见真情，边境遇知己……没这段巧遇和生活经历，你单枪匹马一个人去草原，咋开展工作啊。有俄日敦达来和额日敦巴日罩着，好干多了。”
姐姐很留恋在牧点与哈斯其其格大姐相处的那几年，提到牧点里的事情，姐姐能年轻好几岁，再大的烦心事儿，都会抛到耳后。姐姐卧室床头柜上还摆放着印有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台历。红色最高指示的正下方还工工整整写着去兵团纪念日。台历页让时间磨练成了小米般的黄色。搬过两次家，都是固定的位置—双人床的右侧的床头柜上，上面盖着一块大小合适四周用针扦的围裙边的粉红色蚊帐布，留恋那份难得的草原情。我低沉着嗓门：“不说过去的事啦。我约莫着姐姐多半是痛恨那段经历，才会这么做。”
小张说：“嘎查长相当于村长吗？”
我点了一下头：“人啊，有几个人能看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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