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冒了新芽，嫩绿嫩绿的，在阳光下透明得像纸。草坪上的花开了，黄的白的紫的，一丛一丛的，风一吹就晃。
连空气都变了，不再是冬天那种湿冷的、黏糊糊的感觉，而是干燥的、清爽的，带着青草和泥土的味道。
叶归根和杨成龙坐在草坪上，面前摊着几本书和笔记本。阳光暖洋洋的，晒得人昏昏欲睡。
“你说，”叶归根躺下来，把书盖在脸上，“为什么伦敦的春天这么短？感觉刚来就走了。”
“因为好的东西都短。”杨成龙坐在旁边，翻着一本《农村发展学导论》，“军垦城的春天也短。杏花开了没几天就谢了。”
“但那几天好看啊。”叶归根的声音从书底下传出来，闷闷的。
“我小时候，每年春天，我奶奶都带我去看杏花。军垦城东边有一片杏树林，是我太爷爷那辈人种的。我奶奶说，那些树比她还老。”
杨成龙没说话。他想起了军垦城的春天，想起了杨革勇院子里的那棵老杏树。每年春天，杏花开了，粉白粉白的，风一吹，花瓣落了一地。
杨革勇就坐在树下，喝着茶，看着那些花瓣，一句话不说。
“归根，”杨成龙合上书，“你说你爷爷为什么让你来伦敦？不是去美国，不是回华夏，是来伦敦。”
叶归根把书从脸上拿开，坐起来。他的脸被书压出了一道红印子，看起来有点滑稽，但表情是认真的。
“我爷爷说，伦敦是个好地方。它在东西方之间，既不是东方，也不是西方。在这里，你能看到两边的东西，又不属于任何一边。”
杨成龙想了想，觉得有道理。
“他还说，”叶归根继续说，“美国人做事太急，三个月就要看到结果。欧洲人太慢，三年都未必能动起来。中国人嘛，有时候太讲人情，有时候又太不讲人情。在伦敦，你能学到怎么在这中间找平衡。”
“那你找到了吗？”
叶归根摇摇头：“还没。但我开始懂了。”
两个人又沉默了。草坪上有几个学生在踢球，笑声传过来，远远的，像隔着一层什么东西。
“成龙，”叶归根突然说，“你说，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杨成龙想了很久。
“是没有吃过苦，”他说，“但又知道吃苦的人是什么样子。”
叶归根看着他，眼睛里有一丝意外，然后笑了。
“你说得太对了。我们是站在桥上看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