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以上三点，功侯勋贵们，才普遍做出了放弃的决定。
——没必要为了短期利益，而放弃长期利益+得罪储君；
——平灭吴楚刚捞了波大的，手头宽裕得很，没必要盯着这仨瓜俩枣；
——粮价过火了，朝堂要动手了，没必要触这个霉头。
三者结合在一起，绝大多数功侯都打了退堂鼓，然后安逸的享受平定吴楚之乱的胜利果实去了。
与之相对应的，自然就是那些拎不清，哪怕有以上三点硬核要素，也依旧坚持和刘荣做对的一小撮蠢货。
说他们蠢，其实也不完全正确。
因为在彼时，真正驱动他们反抗刘荣、反抗粮价平抑的，其实并不是他们的贪婪，以及智商的低下；
而是他们当时的处境，逼得他们不得不这么做。
看看这些人的财产状况，或者说是收入状况，就不难理解他们反对刘荣的动机了。
——能在粮价平抑一事上，站出来和刘荣唱对台戏的，首先就不可能是参与平灭吴楚之乱的功侯。
因为但凡参与了的，都发了大财，压根儿看不上粮食这点钱。
其次，能为了哄抬粮价，赚取百十来万钱的利润，而不惜和准储君作对的，必然是没能力捞偏门，没有太多其他的收入来源，严重依赖封国租税的、功侯当中最无能的那一批人。
他们一年的生活质量，几乎完全取决于：前一年的粮食能卖多少钱。
卖便宜了，他们就要过一年苦日子，借很多钱；
卖的贵些，他们才能尽量自足一年，甚至是少借点钱。
唯有哄抬粮价，以极其少见的高价，卖出封国租税所得的粮食，他们才有机会不借钱，甚至还一部分债。
所以，他们才不惜冒这么大的险，试图把握那个貌似千载难逢的‘良机’。
再有，便是一些自作聪明的投机分子。
他们大概率没参加吴楚七国之乱的平灭，手里的钱，没有多到让他们财富自由、安心享福；
与此同时，他们又有一点钱，或者说是有相当程度的信誉额度，能借来很多钱。
然后，他们就拿着这笔钱，以近乎商人的姿态，在当年那场‘盛宴’中下场囤积粮食，而后哄抬粮价，试图低买高卖，狠狠赚取一笔差价。
考虑到这个举动的风险极高，也不难判断出这批人，大概率也是债台高筑、开销极大，收入却相对单一的无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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