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泛接受度，那强行推行，就只会造成两种后果。
要么，是政策被扭曲，偏离最初的初衷，弄巧成拙，好心办了坏事。
一如千百年后的王安石变法，出发点伟大的不能再伟大，结果却离谱的不能再离谱。
再或者，便是遭遇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噬——如刘荣人亡政息，甚至被反向清算，被未来的重臣开历史倒车之类。
无奈之下，刘荣也是难得念起了儒家的好。
说一千道一万，说儒家这儿不行，那儿不好，说老说去，有教无类四个字，刘荣是无论如何都黑不动的。
尤其是在这个知识垄断严重，甚至被普遍认为‘本应如此’的时代，儒家能喊出这个口号并身体力行的践行，无疑是彰显出了其独特的格局和前瞻性。
虽然儒家只有一个，偏偏刘荣还不怎么喜欢；
但没关系。
儒家的存在，让刘荣找到了解决这一难题、解开这一毛线团的接入点，或者说是‘线头’。
——凡是就怕对比。
好比后世的企业，大家都摆烂，或许还能相安无事；
但只要出现一个卷王，那大家就是不卷也得卷了。
因为有对比了。
因为有了参照，让老板意识到你们在摆烂了。
这鱼，也就是无论如何，都摸不下去的了……
“儒家~”
“嗯……”
心中有了大致盘算，刘荣便也不再迟疑，当即以非正式的口谕形式，召了几位有资格代表儒家的大儒、大家入朝觐见。
这些人当中，有的在长安——如公孙弘、董仲舒；
也有的在关东，如辕固生、鲁申公、胡毋生等。
召见这些人，自然不是刘荣闲着没事儿干，而是要‘反向杀鸡儆猴’，通过表彰儒家有教无类的教化之功，来倒逼其他学派，也学习儒家‘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
刘荣知道这么做未必能成功，就算成功，效果也未必能有多好。
但刘荣不在乎。
——对于封建帝王而言，一件事能不能成、能不能有效果，根本就不是事先需要考虑的问题。
甚至都不是事后需要反思的问题。
如果日后，此事果真不成，刘荣也不会反思‘早知道就不这么干了’。
而是会严厉的斥责其他学派：朕都把话说得这么直白了，你们居然还这么不给面子？！
好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