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图逃脱的故事，但最终她选择了自杀。里维特批评了主人公自杀时，导演的平移镜头是道德的卑劣，因为在呈现集中营里的成堆尸体之后，镜头被推向高处，落在一个张开手臂的天使雕塑上，里维特认为这是对死者的亵渎。
这场批评效力是持久的，后来欧洲评论界对《辛德勒的名单》、对《美丽人生》的批评就是这场风波的延续。里维特的观点我倒是比较认同，在大屠杀这种严肃题材面前，任何微小的摄影机动作都不是无辜的，艺术家意图必须是清晰的。在这种严肃题材面前，艺术家必须放弃中立，让位于道德立场，在人道主义灾难面前，艺术家没有道德回旋余地。
陆钏的《南京南京》就是这个问题，他认为以东瀛兵为主角更艺术，但在观众看来他立场有问题，所以骂得特别厉害。对任何一个导演来说，拍这种题材都要深思熟虑，你的拍摄角度是什么、立场是什么、电影视听语言的运用等等，都必须深思熟虑，每一点都尽量做好。”
郭可听到张然这么说，不由问道：“导演，你是不是我们这部电影有什么问题？”
张然摇头道：“听了你的描述我觉得选择的角度很好。不过这个电影放在春节档、贺岁档都不合适，观众节假日一般不愿意看特别沉重的电影，放在暑期档比较好。从现在到明年暑期档还有一年。我觉得你是不是能再沉淀一下，看是不是能做得更好。你刚才说了，拍摄的时候是二十二位老人，现在只剩下十多个。这部电影可能是最后一部直接采访她们的纪录片，那我觉得你有责任把电影尽量做到最好。如果需要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我们可以提供。”
一直在旁边倾听的张婧初补充道：“张然在04年11月，张纯如自杀后就决定拍这部电影，但他准备了十年才敢动手，就是觉得这样的题材自己有责任把拍好。”
郭可彻底明白了：“张老师，你是对的，回去后我会认真思考，看能不能剪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