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便成了需要防备造反的对象，压缩其编制，拖欠其粮，便成了理所当然的事。
李纲以御下不严之名斩杀胜捷军统制官焦安节，其实与朝廷以祸国奸臣之名诛杀童贯的根本原因是一样的。
都是除旧换新消除隐患的必然举措，目的都是为掌控时局。
正常情况下，只要钱粮到位，加上手法巧妙，未必就不能借此机会，除掉其军中的部分军头而得到一支强军。
但李纲行事过于操切，且忽略了低贱的士卒也有各种复杂情绪和安全需要，后续工作没有做到位，才导致了这起本应该可以避免的兵变发生。
李福率部作乱后，也知道自己仓促起事难成大事，曾暗中派人联系人在黄州的李成，希望与其联手，反了这窝囊朝廷。
但李招捉虽然与朝廷的关系微妙，却始终都没有公开造反。
其人身份半黑半白虽然招朝廷忌讳，行事却远较造反后更加灵活，更看不上这些头脑一热就搞事的家伙，乃拒绝了李福的联手建议。
李福势孤力寡，担心朝廷调集兵马围剿自己，只能放弃幻想，沿着颖水东进，流窜至寿春府（即寿州，政和六年升为府）及濠州作乱，以壮大势力。
其部初时仅有两千余惶惶不安的乱兵，除之不难。
但朝廷兵马被李成阻隔，牵一发而动全身，皆不敢轻举妄动。
而李成也需要有这么一个傻大胆扯旗造反，为自己分担来自朝廷的压力，乃放任李福在自己的后背的搞事。
如此一来，兵力本来集中的淮南路便出现了大缺口，让李福部乱军得以迅速扩张。
李纲担心事态恶化而导致形势失控，只能如实上奏朝廷，请天子再降圣旨先稳住李成，再调集重兵围剿李福。
首相吴敏乃是李纲的政治盟友，其人同样不习兵事，却知道朝中政治斗争的严酷。
彼时，道君朝奸党基本被清除，大宋面临的内部矛盾和外部压力却一个都没有解决，没了奸党，朝中众人的怨气便很自然地指向了并无殊功的首相。
吴敏本身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为了保住李纲，也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便只能尽力淡化李福部乱军造成的危害，并写信给李纲尽快平定动乱。
由是，淮南军情急如星火，临安朝廷却是稳如泰山。
等李纲勉强稳住李成后，李福部乱军已经扩张到了庐州、滁州等地，并裹挟兵马四万余人，表面实力已经远超李成。
数量如此庞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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