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以武艺”，把军事谋略置于军事技术之上，个人武艺则成了最次等。
武举起先举办的时候，各处还是有不少民间武者参加，可笑的是，武者在进行武举之前要先参加一次笔试，若答策的笔试中不及格，甚至连武试都不能参加。
这些所谓“武策”的笔试看似是在考量兵法韬略，实际上却是在为难前来赶考的武者。
笔试考三题，试策两题，居然连四书五经都要考，可以想象，当时很多兴致勃勃前来应试的武者基本都是一脸懵逼，就连第一次笔试过去的都寥寥无几。
相比之下，反倒那些勋同样和自己一样大字不识一个戚世家子弟，可以用优异的成绩通过，久而久之，武举也就根本没什么人来参加了。
在此之前，武举不过是个可有可无的形式，都是勋戚世家子弟占据名额，而且从来都没有什么武三元和武三甲之事，天下武人多是报国无路，忠君无门。
说起来，真正以圣旨的名义将武举完完整整的定下来，到崇祯十九年才是第一次，并且这次崇祯皇帝在圣旨中根本没有提及所谓笔试的事情。
改革之后的武举，就是正儿八经的“武举”，先后末三厂考试，全都是阵战、统兵和拳脚的比拼，真正获胜的人就是毫无疑问的最强。
实际上，崇祯皇帝将阵战厮杀和兵法韬略分得很清楚，武举之后，到了学院里，才是他们学习兵法韬略的时候。
崇祯皇帝先是以朝军中发罪己诏的方式，让每一个小兵都听到皇帝内心真实的话，表达自己重武之心，又两次亲征，筹建忠烈祠，补发军饷。
再加上如今改革武举，崇祯皇帝用实际行动，让天下人明白如今朝廷已经在逐渐向重武抑文的方向在走。
在圣旨发下之后，迅速被皇家报社和厂卫传播至各地，并且崇祯皇帝和内阁议定，很快出台了一整套有关武举的考试制度。
“先之以武艺，次之以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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