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指出大清这种封建士绅地主阶层与少数民族相互妥协下的政体已经完全落伍了。甚至比不上唐宋明，完全是在开历史的倒车。
由此，让这些学子们首次认识到了阶层这个词语。大家一接触到这些阶层的概念，首先考虑的就是对号入座。
当然了，这些学子们大部分都被打入了地主士绅阶层。这可不是董书恒和魏源想要的结果。
所以，紧接着就有文章指出，不管什么阶层都有先进与保守之分，先进的阶层将国家民族利益放在个人与家族的利益之上。
而保守的阶层将家族个人利益摆在国家民族利益之上。为了家族和个人的利益甚至会牺牲国家民族的利益。
比如说满清的朝廷就是将自己的家族的统治利益摆放在了国家民族之上。所以他们是保守落后的。
他们为了自己家族的统治利益不惜向洋人出卖国家利益——签订不平等条约，割让国土。
董书恒还写文指出无论谁来带领这个国家和民族，那么就必须要将国家民族利益凌驾于自身之上。如果做不到那么就是辜负了国家和民族的期望。
如此情况之下，国家和民族的民众就拥有合法的理由去推翻他，去变更他。这是民族大义赋予全民族的根本权力。
这些文章实际上已经非常的具有煽动性，或者说就是赤裸裸的反文。
正如治重症用猛药一般，这些这只有董书恒敢写出来的文章，就如同一剂猛药，让整个书院都处在了一种思想亢奋的状态之中。
一时间书院中各种思潮涌现出来，学生之间甚至组成了一个个社团。他们有些时候思想是对立的，就展开了一场场辩论。充分响应了“要文斗不要武斗”优良传统。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魏源这个掌握实权的院长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思想的启蒙在最初的时候总是伴随着激烈的碰撞。
与其压制他们，让他们以后各自壮大之后再去爆发更加猛烈的冲突。还不如让他们在萌芽阶段就在一起对抗。就像养蛊一样，将蛊虫关起来，让他们斗，最后总要出现一只蛊王。
董书恒转身离开，没有打扰学生们的辩论。现在这些学子都认识他，要是让他们看到了自己，说不得又要引起一阵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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