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六两虽然不高，但是依照各种陋习，收取规费等，月入可高达数十到数百两。
清朝时虽然依照一本大清律例治法，但实际执法者却是地方官吏，固有天子同官吏共天下说。而衙门真正的执法者，却是地方的总捕头。
捕快平日身着便装，腰挂表明身份的腰牌，怀揣铁尺、绳索。领班称“捕头”、“班头”。老百姓称捕快为“捕爷”、“牌头”、“头翁”、“牌翁”等等。
在明清法律条文中，称捕快为“应捕”或“应捕人”，即“本有逮捕罪人之责的人”。
有的大州县，捕快往往配备马匹执行公务，故又称之为“马快”。而徒步者，则称之为“步快”、“健步”或“楚足”。
各州县在编的“经制正役”的捕快，因州县大小而决定其人数。
捕快所承担的侦破任务都是有时间限制的，叫“比限”，一般5天为一“比”，重大的命案3天为一“比”。过一个“比限”，无法破案的，捕快便要受到责打。
捕快在古代属于“贱业”，并严格规定他们的后代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以免有辱斯文。即便他们脱离捕快行业，其子孙也必须在三代以后方有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
捕快每月都有三两多的银子，养家糊口自是艰难，于是敲诈勒索便成为一种风气，他们时常设置种种名目收取好处费，甚至与州县官吏同流合污，或制造冤假错案，或对老百姓横征暴敛，任意拘捕。
在历代诗文中，捕快作为统治阶级的鹰犬，常常成为鞭挞的对象。清人郭庭翕在《警捕人之虐》中写道：“流民便作贼，迫于不得已；捕人亦作贼，何说以处此？世上流民尚可数，捕人林林遍官府，捕人安乐流民苦。”
流民迫于生活不得已为贼，而真正的贼却是遍布官府的捕快。另一个清人蒋坦，也描写了贫苦农民的生存惨景：“前差去，后差来，旧粮纳，新粮催。
乡丝未熟布衫破，质库掷出啼声哀。”但衙门的催租却急于星火，交不出，便要捕快抓人，“明朝计费无一钱，过卯任捉老翁到”。由此可见，捕快常会应官长之令，参与诸如催租、抓丁、捕人之类勾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