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请人在这行标语的上方画了一个关老爷骑马提刀的像，背后是一座金灿灿的元宝山。我让几个兄弟把里面粉刷了，又把家里的破沙发拉来了，然后找可智帮我做了一张办公桌。郑奎的爸爸在邮电局上班，没费多少力气，我就在库房里装了一部电话，很气派，那时候有部电话比现在有辆别克轿车还牛，我彻底武装起来了。
新市场有了，广场那边的小商小贩就聚拢到这边来了。郑奎和王东早已按捺不住，把门面租给了一个卖馄饨的，剩下的服装一次性处理给了兰斜眼，直接带着钱过来了。兰斜眼从广场撤了摊子，原以为他会来这里继续干，谁知道他竟然走了，据说是去了济南。金龙带着他的那帮兄弟来了，就在海货市临近的那条棚子，我这边正对着他的摊位。这小子很精神，一支下摊子就过来跟我装哥们儿，两条胳膊被他挥得像跳新疆舞：“宽哥，你终于想通啦！当初我是怎么对你说的？要干就干个体户！你还是得听我的吧？”这话把王东惹得汗毛直竖，不是我攥着他的胳膊，金龙的那只好耳朵也要被他一拳砸掉了。
那些天，我忽然很想念我妈。我想起小的时候，一个跟我爷爷一起拉过洋车的人不知道为什么被造反派给打死了，我爷爷说了一句“旧社会还有个法院什么的呢”，被喊到街道上挨了打。回来的时候，我妈给我爷爷洗脸，洗完脸就坐到了门槛上，看着门外空荡荡的胡同，看着风将土卷过去，看着对面灰蒙蒙的墙壁，念叨说：“爹你以后说话注意着点儿，一大家子人都受你连累呢。吃大食堂的时候你胡咧咧，一家人跟着你担惊受怕，忍饿的时候你偷挖人家的草根……”说着，我妈就掉了眼泪，她把织了一半的毛衣拆了，举起手去擦眼睛。我爷爷说，近你妈，说话又不犯法，能把我怎么着，老子世代贫农。然后我爷爷就蹲在院墙的阴影里哭了，他哭起来没有声音，先是用手心擦去脸颊的泪水，再用手指去抹眼角的泪水。
这个冬天我很忙碌，生意也出奇地好，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蒯斌饭店里的海货全部从我这里拿，赊帐，还不还无所谓，我欠他的太多了。
蒯斌帮了我不少忙，比如有不摸潮水的来市场装大头，一般不用我出面，一个电话，蒯斌那边来人，一瞪眼完事儿。
我觉得老蒯这家伙挺神秘的，尽管不显山不露水，可是很多人一听他的名字就犯脑血栓，浑身哆嗦。
驴四儿跟了我，他果然是个哈巴狗类型的人，有些不好出面的事情，全由他来干，他干得很漂亮。
一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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