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的嚣张气焰打压下去之后，司马珂又颁布了一道政令，那就是任何士族之家，所拥有的良田不得超过三千亩。
这一道政令发出后，司马珂并没有让各县令实际去丈量各家的土地。他此举的真正目的，是为了预防将来出现大量的良田万顷的大士族，然后再形成一股尾大不掉的势力。
也就是说，司马珂的改革方向是允许有大大小小的地主存在，但是绝对不允许有尾大不掉的士族力量存在。前者虽然也是压在百姓头上的大山，但是所图的无非是锦衣玉食、功名利禄，而士族却要影响和左右朝政。
其实在历史上的汉朝和晋朝，都有人提出过限田的主张。
为治理“兼并”问题，汉晋王朝均采取了“限田”政策。王莽新政曾实行过王田制，“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但三年后又下诏，“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宣布废止。东汉哀帝时，师丹又提出限田主张，被付诸实施为“吏民田皆不得过三十顷”的限田令，推行不长时间就“诏书且颁后，遂寝不行”。晋朝实行占田课田制，实际也是一种限田制。这些限田政策均以失败告终。这是因为兼并土地的不是农民，而是士族门阀集团，限田政策直接打击的就是他们的利益。正如荀悦《汉纪》所言:“土田布列在豪强，率而革之，并有怨心，则生纷乱，制度难行。”
但是司马珂的政令，正是在发布政令者手中武力强横，江北士族式微的时期，双方的力量悬殊较大，士族纵有怨心，也是无可奈何，故此能够得到有效的推行。
中原之地，经历数十年的战乱之后，已经是地广人稀，再加上司马珂禁止各士族将无主的土地据为己有，便导致官府手中拥有大量的田地。因为衣冠南渡的大潮之后，那些拥有良田万顷的大士族的田地都成了无主之物，此刻全部充公，意味着官府手中掌控了江北大半的土地。
司马珂一面令各州郡县做好统计和丈量工作，一面开始对北伐的军队推行军功评定，然后推行军功授田制度。
北伐大军几乎都是北面的流民和降卒组成，其中九成以上的都是祖籍在黄河以南，因为河北的流民大都往北面和西面跑了，只有河南的流民一股脑儿的往江南而去。
北伐军之所以能征善战，而且个个悍不畏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北面的流民对羯人有着刻骨的仇恨。但是光靠仇恨和精神激励是不够，必须对这些有功之士予以奖励，才能让这只军队更加奋勇向前，没有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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