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满后擢升，自然也不会再享受议政的官阶俸禄，而是享受内阁的官阶俸禄。
国朝的官制，在赵曦看来，就一点是最值得称颂的，那就是低职高用和高职低用。而这次的官制改革，也完全的继承下来了。
这也是赵曦在考虑官阶俸禄、差遣俸禄以及确定议政俸禄标准的因素之一。
以蔡确和吕惠卿为例，从官阶俸禄上，蔡确嘉佑四年，吕惠卿嘉佑二年，蔡确的官阶俸禄比吕惠卿低。
在差遣俸禄上，蔡确跟吕惠卿基本持平。这就造成蔡确实际到手的钱粮，比吕惠卿少。
可在整个国朝朝堂职能上，蔡确作为副总监察、内参总编撰，并不比吕惠卿的市易寺主官轻。
而议政确定了官阶俸禄，就会将他俩实际钱粮取平。
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公平，只是相对意义上的公平。这不仅取决于是否拥有议政席位，还有本身官阶的因素。
就比如吕嘉问，他属于恩荫得官，跟工坊城李诫类似，资历要比李诫深。
新官制下，吕嘉问的官阶俸禄重新厘定，将高于李诫的官阶俸禄。但是，李诫作为工坊城的辅官，是确定拥有议政席位的，而吕嘉问却不确定。
议政席位上有了差别，李诫的俸禄总计要比吕嘉问高出很多，又不能跟吕惠卿、蔡确相比。
议政席位，在某种意义上说，比差遣更重要。当然，差遣本身就是议政席位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