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的发展，让赵曦都感到是一头雾水。
不管是苏轼被查，还是总监察衙门派员调查王韶，并没有导致朝堂的某些势力相互碰撞。这两件事，仿佛都是单纯的两件事，再也没有跟这两个案件关联的弹章。
就这么悄么声的结束了？
赵曦都责令皇城司重点监视了，但事实是没有任何异常。
直到派往河湟的监察官回来，在内参公布王韶事件的结果……也算是为王韶正名吧。
两件事都结束了，依然没有关联性事件再出现……
这两件事唯一的影响，好像是在促进监察衙门的工作开展。
苏轼案，证明了国朝监察衙门有责必罚，而王韶案，同样证明了监察衙门的宗旨是以证据定论。
这样的结果，真正得益的，好像是监察衙门。因为，自这两件事开始，内参的弹章零星的多起来了，查证属实的还偏多，朝堂似乎在改变朝臣无中生有的弹劾方式，逐渐向有根有据的方向改变。
这样的结果，让政事堂相公们，在看赵曦时都有些不一样。
该不是都以为这两件事是他赵曦谋划的吧？还真有可能。
这方式，这迹象，确实很有赵曦手法的味道。
可事实上，真不是赵曦鼓捣的。不说了，背锅就背锅吧，对大宋有利，对监察衙门推进有利，他赵曦无所谓背这个名头。
至于这搅局者是谁，总会露头的。
其实，赵曦真不希望臣工看君王眼色办事。可事实就是这样，当君王在朝廷有相当的权威后，那怕是相公，也会看君王的脸色。
三级决策制二稿初成，第二次下发至国朝的州府郡县讨论，应该用不了一年应该就可以推行了。
只是王安石的那个举兵法，赵曦以为政事堂该成稿了，偏偏没有任何动静。
这就是因为赵曦的态度造成的。
在那个节骨眼上，王安石提出了举兵法，结果官家让带回去议定了再说。在相公们看来，这就是搁置的意思，甚至是不予接受…～所以，相公们都没当回事。
就是王安石，也把心思全放在体味朝堂变动上了。至于责问他儿子，王安石压根没考虑。
“前些日子王相公所提举兵之法，诸位相公可有商讨？可行与否可有定论？”
常规性集议，赵曦突然就问这事了。
看王安石幽怨的神情，估计真的把前段时间的一连串事件，当作是官家谋划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