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制改革，已见胜利之曙光，财税改革，已然距离不远，如此，吏治清明，亦是迫在眉睫。
毕竟，不久的财税改革，没有一个合格的统治阶级，是绝难成功的。
但短时间内，要让吏治清明，显然，指望文官这般潜移默化的整顿，是不太可能的。
李修也从来都没有将希望完全寄托在文官的自我整顿之上。
早在崇祯驾崩之前的那一道封赏，便清晰透露着李修与崇祯的布局。
那一战过后，军功为倚仗，崇祯以近乎遗诏式的封赏，打破了文官治国的格局。
李修为首的勇卫勋贵，亦是第一次从兵事，踏足的政事一道。
如李修自己的辅国理政，如徐枫的蓟镇督师，如周遇吉的宣府督师。
这些，在以前，无疑皆是文官把控的职位。
毋庸置疑的军功，再加之崇祯近乎遗诏的封赏，带来的，便是文官治国的格局，被撕开了一个口子。
而李修，亦是顺着这道口子，再次布局。
以陕西战事吃紧为由，将周遇吉提为三边总督，掌控整个陕西军政，再以山海重地为由，设山海镇，将山海关后方诸多府县纳入山海镇管辖，赵武为山海关督师，统领山海关军政。
设登莱重镇，立登莱水师，命卢象升为登莱巡抚，辖东江登莱一大片区域军政。
这次，以防范蒙古叩边为由，更是再设三边总督，将蓟镇，宣府，大同，三大边镇所辖各个府县重镇之军政事物，尽皆纳入三边总督管辖。
再加之他坐镇京城，对直隶地区的严格管控，如此，大半个北方，事实上，无论是军，亦或者政，皆已是在他的掌控之中，差的，也就只有更加细致入微的整顿而已。
而这，他也早已是下达了命令，当初那洪承畴的投效，就是因周遇吉对陕西官场的清洗整顿而冒头而出的。
如此行径，自然是引起了文官的强烈不满。
但在这朝堂中枢，显然是闹不出什么风浪，但就整个天下而言，风波自然不小。
那现如今都还传扬的清君侧口号，乃至这一次的天下皆反，事实上，这，也有不小的原因。
事实上，李修倒也不认为这口号有错，毕竟，军政尽由武人掌握，历朝历代，教训都无比之清楚。
就好比三边总督一职，下辖三镇一省，军政尽掌，某种意义上，和藩镇，并没有什么区别。
纵使明知道后果，李修也没有办法，两权相害取其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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