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制山东所有兵马”就不一样了，少了两个字，就把营兵也囊括了进来。也就是说，陈雨可以顶着太子少保、文成伯、山东前锋将军的光环，管辖山东境内大大小小七八个总兵，而且是从山东巡抚和登莱巡抚手中划走了最为重要的兵权。只要崇祯答应，陈雨立刻摇身一变，成了山东权柄最重的第一人。
杨嗣昌立刻表示了反对：“此举不妥。若由陈雨节制山东所有兵马，那么置朱大典和陈应元于何地？巡抚没了兵权，与布政使有何区别？朝廷将军政大权交于一个武人之手，难道不怕步安史之乱的后尘吗？”
唐世济已经和杨嗣昌走上了对立的道路，自然没有回头的道理，对于这个圣眷和年纪比自己都有优势的兵部尚书，他没有任何理由放过任何一个打击对方的机会。只有通过一次又一次的交锋降低皇帝对杨嗣昌的信任，才能减少其入阁的可能，间接增加自己入阁的希望。
他昂首反驳：“本兵此言差矣。文成伯乃大明开疆拓土之功臣，岂能用安史之辈来相比。若无他的苦心经营，朝鲜怎么能成为牵制鞑子南下的利器？若无他的锐意进取，倭人怎么可能在百年之后，重新向吾皇俯首称臣？只要有他在，大明重回万国来朝的盛况，指日可待，如此英雄人物，又何必在意与两位巡抚的职权分工？”
这番话听得崇祯连连点头。从兄长手中接过烂摊子之后，“中兴大明”已经成了他的终身目标，也是困扰他的终极难题，其临终前“吾弟当为尧舜”的期待和评语更是成了他不能负担之重。在国库空虚、北有满清、西有流寇的窘迫形势下，他空有抱负，殚精竭虑，却举步维艰、处处碰壁。这时候陈雨横空出世，先是出兵朝鲜，占得一块飞地后，牢牢掌控朝鲜，并接过了以往皮岛牵制鞑子的重任，而且做得更好，甚至活捉了一个贝勒送入京城；然后又出人意料地奔袭江户，逼迫倭人订立城下之盟，重为大明之藩属。这样的能臣，应该充分放权才是，而不是处处束缚手脚。
“唐爱卿言之有理。”崇祯满面红光地说，“既然陈雨是练兵打仗的奇才，就该发挥长处，依朕看，节制山东全部兵马并无不妥。不过杨爱卿的担忧也有一定道理。那就这样吧：山东境内兵马由陈雨节制，朱、陈两位巡抚，平日就无需管练兵的俗务，但是到了战时，可以通过陈雨调动各自管辖范围内三府的兵力，陈雨不得推诿。”
这样的设置，实质上还是把整个山东的军事力量交给了陈雨，只是在战时赋予了两个巡抚调兵的权力，不过增加了陈雨这层环节，能否如臂使指，就很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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