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略估计，在大明时期，中国大约生产了世界30%-35%左右的制造品，印度和欧洲各占20%，中国和印度占有世界一半以上的财富。
事实上，从初立的大明到如今的大秦，神州大陆并不是没有变化，也不是没有发展，只是这种变化和发展仍然没有跳出农业——家庭——手工时代。而同一时期，不说狂飙突进的齐国，就是欧洲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农业——手工时代跨入了工业--初级工厂时代。
目前，大秦的官办工场也好，民营工场也罢，尽管仍然保持了相当的规模，如织造业、陶瓷业、钱币制造、造船，以及火器制造，工场人数规模从数百到上千不等。但以齐国人的眼光来看，大秦的制造水平极其原始，生产所用的机器很少，或者几乎没有，工具也多以竹木为主--当然，部分工场也进口了一些齐国五金工具，大部分都在用简陋的牛筋、羊肠、麻绳捆扎联接，动力全靠人力（少部分有水力），连畜力都不多。
齐国的众多陶瓷厂和景泰蓝工厂，早已经采用钟表和温度计，而景德镇仍在使用焚香计时和试片测温。
昔日的天朝上国，历来就是世界上一个最富裕，也是一个最肥沃，耕耘最得法，最勤奋而人口众多的国家。可是，在与飞速发展的齐国相比较，就显得它长久以来似乎已处于停滞状态，国力反而被齐国迅速赶超。
一个叫戴梓的年轻工部员外郎在考察期间，曾对岳敬修进言，造成秦齐之巨大差异，盖莫于科举和教育的本质，以及社会的氛围。他认为，大秦如今的教育体系，造就了相对的稳定和极高造诣的文学艺术，却不能产生齐国这种科学精神和创新源泉。
“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权力和学术上的专制，是对大秦科学技术的最大“摧残”。在一个权力社会，做官成为所有人的梦想，而科举考试是唯一的道路。
整个大秦社会，文化层面上明显是重艺术而轻技术，甚至将技术也变成艺术。在齐国，精巧的钟表是技术的典范，到了大秦，则成为艺术品，给它镶金带银，极尽装饰。玻璃，在齐国的应用以放大镜、显微镜和望远镜为最，当然，也用于装饰民宅，可在大秦，一些灵巧的工匠，却将琉璃加工成奢华的鼻烟壶或者名贵的雕饰。
在儒家文化下，发明和科学本身并不会带来财富、声望和权力。而且，在思想上，大秦的读书人也缺乏必要的实证逻辑和研究定力。
早在春秋时期，《墨经》中就有了有穷、无穷、无限小（最小无内）、无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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