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陈居委会”也有自己的小作坊，黄瀚记忆最深的就是坐落在居委会大院儿里的“花圈组”。
那里有二三十个妇女、老人上班糊花圈卖钱。
后来这低端的作坊就做不下去了，因为私人不仅仅糊花圈还扎纸人纸马卖。
居委会的“花圈组”是公家的，哪有可能宣扬封建迷信？
他们没有纸人纸马等等代表封建迷信的东西，只有花圈，花圈还比人家的贵。
除了公家的单位，“花圈组”根本做不到私人的生意，哪能不散伙？
个体户没有社会地位，很难得到银行贷款支持，有钱也未必有面子。
在改革遭遇逆流的那段时间雇工超过八个人，有可能会惹麻烦，但是镇办厂就截然不同。
为什么不可以跟“黄陈居委会”合作或者挂靠，办个披着集体外衣的私营服装作坊试试水？
如果承诺能够解决十几二十几个待业青年中的回城知情就业，而且是就业更加困难的妇女。
居委会主任宋春华肯定乐疯了，这事儿做成了，她保不准会成为政绩最突出的居委会主任。
这个加工服装的作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其实是个换汤不换药的个体户。
但是有了镇办集体单位的手续，以后就不会有人来查是不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查雇佣工人是不是超过八个。
为何用试试水这个说法？
那是准备看看披上镇办集体外衣后，有没有人来指手画脚干预经营，看看自己家是不是能够保持自主权，保证盈利不被瓜分？
如果这些能够保证，黄瀚有信心把作坊发展成正经八百的工厂，打造出自己的牛仔服品牌。
那时就不是雇佣几十工人，上百、几百都大有可能。
这种办法不是黄瀚想当然，而是他亲眼看到三水县不少人走通了。
后来在九几年“抓大放小”、“卖光”的时候，许多挂靠集体的厂子都实现了私有化。
没办法，私营业主都不是省油的灯，跟集体合作后也是牢牢抓住销售渠道。
厂里的主要负责人都沾亲带故，或者是利益关系。
集体不象征性收些钱把厂子还给人家，最后恐怕是鸡飞蛋打。
因为人家不干了，生产瘫痪，产品卖不出去，货款要不回来，本来运转正常的厂子忽然间就不赚钱，成为了包袱。
在九四年，三水县不少单位进行了股份制改革，大搞政企分开，镇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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