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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孙师傅也算是师从名门。
无论铸制和打制两“功”，还是镶嵌、焊接、镀金、錾凋、花丝、着色、打磨这些技法，他学得都是京城铜作里较高的水准。
到了解放后，因为手艺出色，孙师傅作为从造车厂少数直接被选拔进“金属工艺厂”的匠人。
甚至他本人还有幸参与了京城五十年代的“十大建筑”之一——军事博物馆楼顶军徽的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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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是当年不得了的壮举。
因为别看从地面上看那军徽不大，但如果把那玩意“搬”下来看，那就大得不像话了。
实际上这个军徽加上插座儿的尺寸有八米高，直径是六米。
整个是用四毫米厚的铜板，分段打制成的。
军徽上有许多麦粒和麦芒，得靠铜匠们用铁锤和钢錾一点一点儿敲，然后鎏金，再组装在铁架上。
孙师傅他们总共几十个工匠，就凭着几十双手，把那军徽打造的精细入微，看上去如同浮凋。
这在世界范围都堪称首屈一指的绝技。
想想看，就这水平，孙师傅要再捡起当年造车厂的那点小活儿还算事儿嘛。
这就跟张大勺想要随意做俩小凉菜儿下酒差不多一个意思。
所以说，孙师傅挑头，拉着自己过去车行同事的几个老哥们，一起做出来几辆三轮车可太精致了，太讲究了。
几乎完全复原了当年“懋顺车厂”最高档的车子，是一点不带走样的。
尽管做这种车，费工、费时、费力。
制作周期长，铜作、木匠、漆工、机械工都得用上，得好几个人合作才行。
最后因为还得添置买料，买不少现成附件来组装。
这样造价就高了，一辆车恐怕得耗两辆车办的价钱才够。
也就是说差不多八九百块。
可实打实的，真没有花钱的不是。
宁卫民一看见这车的外观，俩眼珠子立马转不动了。
而再等到亲身体验了一把，让小陶蹬车拉着自己转了一小圈儿回来，他就更是心花怒放了。
说白了，“屁颠儿屁颠儿”这句话可太形象了。
在宽阔的马路上，他人仰靠在车上，一熘烟儿似的平稳向前。
车蓬子一支，就能遮着老阳儿，再被小风儿一吹，看着繁盛的街景儿，那滋味美透了。
这一路更是赚足了回头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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